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各類檔案史料是從事歷史研究相當重要的依據，儘管重建史實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透過檔案耙梳與分析，便可產生許多精闢的歷史解釋，也能破除人們過於意識型態導向的觀念。然而，若檔案使用不夠開放、透明、自由，就會讓歷史研究的論述缺少說服力。只不過，每個國家對於檔案定義認知不同，個別國家國內的情況也會影響檔案調閱與使用程度，對於運用檔案從事研究的學者而言，在不同國家常會遇到明知有資料卻無法使用的困擾。
筆者在從事研究英國與伊朗外交史的過程中，歷經了英國與伊朗檔案調閱與使用截然不同的情況。
多數英國的檔案是相當開放與透明的，讀者要調閱不需審查，想要大量蒐集也不會太過困難。以英國的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舊名為Public Records Office）為例，申請閱覽證的條件與程序相當簡單，檔案館的網頁上就有線上調閱系統，讀者可事先預約時間以及欲調閱的檔案卷冊資訊選取座位。預約後，讀者進入館內就可以立即取閱檔案。若是入館後才進行調閱，約不到40分鐘的時間即可領取。檔案內容可無限制拍照，不需要任何費用，只要自備拍攝工具即可。讀者也不一定要在館內看檔，所有內容都可以拍照後帶回家在電腦上慢慢看。部分檔案也已數位化，在館內的電腦就可直接調閱，或透過網路刷卡付費的方式買下檔案。英國外交檔就在國家檔案館之中，要蒐集與使用英國外交檔其實相當便利。
多數英國的檔案是相當開放與透明的，讀者要調閱不需審查，想要大量蒐集也不會太過困難。（圖為英國的國家檔案館，作者提供）
英國外交檔就在國家檔案館之中，要蒐集與使用英國外交檔其實相當便利。（圖：作者提供）
反之，伊朗檔案取得就不甚容易了。
伊朗雖有國家檔案館，但並不像英國的國家檔案館一樣存有外交檔案，如果讀者想要使用外交檔，必須進到外交部檔案中心（Markaz-e Asnad Vezarat-e Omur-e Kharejeh）。而這個中心並沒有閱覽證可以申請，筆者當時靠的是伊朗朋友幫忙才得以進入，等了一週時間才獲得入館允許。入館後在館內電腦上查詢所需檔案，接著填表寫下檔案編號、檔案名稱、頁數，之後等待審查，但審查何時會通過，誰都不知道。若是幸運獲得通知可以入館看檔，此時讀者會拿到一張光碟片，所有欲調閱的檔案都在裡頭，可以當場閱讀，但要購買就有限制，不能全數選取，檔案上面若有「機密」字樣，是禁止購買的。選取時當然也得再一次填寫檔名、檔案編號、頁數，而且同樣還需經過審查，何時可以拿到自己要的檔案，一樣誰也不知道。
以筆者的經驗而言，從這裡並沒有得到任何可利用的資訊，畢竟等待審查的時間已超過在伊朗取得的簽證效期，後來麻煩伊朗朋友詢問，也沒有任何結果。筆者曾在德黑蘭跟一名伊朗教授談過蒐集外交檔案的經驗，他笑說：「我們伊朗人都不見得拿得到了，你這個外國人更不可能。」其實，就算拿到檔案，對於不夠精通波斯文的人來說也是種困擾，因為內容全是手寫的，不容易辨識。
幸好，外交部檔案中心旁有一間很小的書店，專門賣外交部出版的檔案。在資料中心內若無法取得任何資料時，就可移駕此處，如果書店內正好有販賣自己需要的檔案，那就是小確幸了，重點是價格不貴。這與英國不太一樣，英國檔案若有出版販售，大概會是天價，應該只有特定研究機構或是圖書館有能力購買。伊朗的檔案，無論哪個領域，只要有出版，價格都不會很昂貴，而且出版的檔案內容，通常是一頁精美的印刷版後的下一頁就是手寫原稿可供對照。缺點是檔案出版都有特定主題，也經過篩選，因此，一來不可能買到任何自己想要的檔案，二來也會受限於特定主題之中。但部分檔案的出版已屬「不幸中的大幸」了，總比沒得用來得好。
在伊朗，出版的檔案內容，通常是一頁精美的印刷版後的下一頁就是手寫原稿可供對照。（圖：作者提供）
其實，伊朗檔案取得與使用不易的情況，大抵跟國家局勢有關。
除了過往朝代中並沒有發展完善系統來保存檔案之外，現在的伊朗是個在36年前經歷革命，後來又和伊拉克打過8年戰爭，還與歐美眾國家交惡的國家，以致於許多事件與議題到現在都還是相當敏感，對於檔案的開放與使用不太可能和英國一樣便利。舉例來說，有位在英國的伊朗籍學者於著作中，夾帶了幾頁內容介紹許多目前伊朗境內可供研究學者使用的檔案館，但筆者詢問這些檔案館是否容許外國人進去、館內檔案使用的情況如何時，他的回覆是「我只是提供資訊而已，其實沒有使用過。」此外，有些旅外的伊朗籍學者不願意和現在的伊朗官方機構打交道，甚至有些人還是在伊朗政府的黑名單上，更不太可能有機會運用這些官方檔案。於是，對於研究者而言，要好好理解伊朗各檔案館的使用規則並非易事。
若比較英國與伊朗外交檔案的使用，前者的超級便利性，讓研究學者能依據史料而有自由詮釋的機會，甚至研究伊朗對外關係也一定得使用英國外交檔；反觀伊朗檔案因為不夠開放、透明，研究學者反而難以從伊朗的角度來理解伊朗，也很難為這個受到國際輿論妖魔化的國家進行平反。
伊朗檔案因為不夠開放、透明，研究學者反而難以從伊朗的角度來理解伊朗，也很難為這個受到國際輿論妖魔化的國家進行平反。圖為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所爆發的人質危機事件。（http://i.telegraph.co.uk/）
曾聞學者所言，「英國雖然已不是強國，但資料使用便利的優勢，心態上還是相當＂imperial＂，能讓多數研究者使用他們的檔案來建立話語霸權。」固然伊朗檔案的開放與使用有著伊朗政府特定考量的意涵，但對於純粹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來說，沒有理解伊朗觀點的機會，自然也很難建立一套伊朗的話語霸權來抗衡外在的主流論述。
綜上所述，檔案的運用對於研究者有著莫大的重要性，一旦做為研究個體國家的檔案館出現閉館、或對國內外讀者加以限制時，這個國家便失去自己的發言權。換句話說，國家檔案若能開放透明，不僅能讓自家學者握有發言權，發展論述，建立學術地位，也能成為外來學者的重要參考依據。把檔案使用的權利交給讀者，讓學術研究能透過不同角度的分析與詮釋來豐富成果，也能在各家論述中擁有自我詮釋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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