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岳／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巴西里約奧運舉行在即，在奧運進行的半個月時間，對於北半球的我們而言，將是少數將目光投注於南半球巴西的特殊時光。但在歷史上，這樣的「焦點時光」，對於奧運主辦國而言，並不具有相同的意義。嘗有論者認為，戰前的奧運代表的是主辦國的國力，冷戰的奧運反映政治的對立，新世紀的奧運則在連結商業利益。作為南美大國的巴西，正面臨著工程落後、茲卡病毒、犯罪橫行、俄羅斯禁藥疑雲等眾多負面因素，大環境對於里約奧運殊為不利，應非過貶之辭。
或許，倘若我們暫且拋棄商業，帶著一分復古主義的心情，將眼光帶回50年前的日本；作為第一個迎接的亞洲國家，在聖火從雅典經沖繩進入國立競技場之前，東京事實上也是一團混亂。
大導演市川崑拍攝的紀錄片《東京奧林匹克》（東京オリンピック），還是近代都市計畫權威高山英華的評價，東京奧運的活動、場館與規畫，都可說是「缺乏總體計畫」的。然而，由今天的角度而言，奧運確實改變了東京。在1945年3月10日受到大空襲的滿地瘡痍，一個極度仇外拒絕英語的民族，在1964年的10月迎接了全世界。即使今日受到多少市民的批評，申請過程有多少行賄可能，甚至連大會識別都被控抄襲，奧運作為文化的載體，在半個世紀之後，結實地改變了東京的日常。
日本大導演市川崑的紀錄片作品《東京奧林匹克》。（www.tanken.com）
東京奧運的黑歷史：消失的1940
歐洲一直是日本的世界想像，而德國納粹1936年的柏林奧運，也成為日本承辦1940年賽事的模版。在柏林的競技場上，德國女性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正拍攝日後知名的宣傳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這部宣揚納粹價值的紀錄片在後世大受抨擊，金髮碧眼的德國運動員在各式競賽中的優越表現，被視為希特勒藉奧運賽事宣揚亞利安種族優越論的最好場合。正當日本法西斯準備在東京仿效德國納粹宣揚大東亞戰爭的正當性，國際奧總在1938年決議中止日本的主辦權，赫爾辛基取代了東京，承接第12屆的奧運。日本的侵華剝奪了自身的主辦權，而第12屆奧運也因為戰事的開展而無限延期。
由這個角度上而言，日本在24年後才完成的奧運之夢並不只在證明自身的能力，這個首次由非西方國家主辦的賽事，也是日本由戰敗屈辱重新站立的世界起點。即使如此，東京奧運正式舉辦之時，除了佔領街頭的美軍，絕大多數東京市民從未與西方人有過接觸。庶民文化研究者町田忍在奧運舉辦之時尚是中學生，在一篇回憶中，町田與同學以童子軍的身分，被集體動員到國立競技場觀賞毫不理解的足球項目決賽。町田表示雖然看不懂比賽的內容，但完全忘不了那場充滿狂熱的比賽，沿路倒掛的國旗、滿場的外國人，蘇聯球員在手帕上的CCCP簽名，仍像在昨日發生一般，成為他一生的記憶。
這樣的時代感，廣為同時代的東京人共享。奧運舉辦的15天，開啟了東京走向世界的大門。
德國女性導演里芬斯塔爾的作品《意志的勝利》這部宣揚納粹價值的紀錄片在後世大受抨擊，金髮碧眼的德國運動員在各式競賽中的優越表現，被視為希特勒藉奧運賽事宣揚亞利安種族優越論的最好場合。（www.thirdreichantiquaria.com）
奧運的味道：1964的衝擊
奧運對於東京而言，是都市轉化的開端，歷史上首次的全球衛星轉播，讓東京成為世人注目的焦點。為了容納大量的運動員與運輸，都市空間與交通設施必須進行改造。物質條件的改變，造就新一代的消費文化。運動絕不止是運動，奧運是最好的寫照。
在奧運賽事的紀錄上，市川崑導演始終為了呈現時代精神而立意採取一種不同於官方的展現角度。市川崑自承里芬斯塔爾的美學角度所觸發，使他決定儘可能地在舖陳運動項目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表現奧運參與者，包括選手、工作人員、觀眾在過程中的情緒反應，而非頌揚奧運場館的宏大建設。
在《東京奧林匹克》的開頭，即是冉冉升起的太陽下，一棟棟東京的建築遭到毀滅式破壞，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競技場館。各國運動員由世界抵達日本，在進場式之後，近距離的拍攝賽事過程中的選手、工作人員、觀眾之情緒，在「民族的祭典」之標題下，市川崑呈現了一種多元的精神展現，而非純粹地紀錄比賽的結果。市川崑的拍攝角度超前同代的電影觀點，使得《東京奧林匹克》展現了人類的奮鬥精神之寫照。儘管缺乏想像力的擔當大臣河野一郎觀賞之後，發出了「不明此為藝術或紀錄」之疑問。市川崑的拍攝使「奧運」成為國民記憶的載具，在翌年上映之時，大為賣座，亦是運動電影少有的紀錄。
市川崑自承被里芬斯塔爾的美學角度所觸發，使他決定儘可能地在舖陳運動項目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表現奧運參與者，包括選手、工作人員、觀眾在過程中的情緒反應，而非頌揚奧運場館的宏大建設。（katsudo.exblog.jp）
空間的改變亦是東京奧運最重要的遺產，也是戰後新城市形態的轉捩點。原本的1940奧運規畫中，為了呈現大東亞建設之意識形態，曾經設計東京大學安田講堂與圖書館的建築學科教授岸田日出刀，決意在明治神宮外苑興建競技館，在彰顯日本精神的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塔下，發揚民族精神。這些民族元素在1964年的興建案中得到重新的安排，在展現日本戰後復興的發展上，負責的東京市臨時建築部長小野二郎決定放棄1940年規畫的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轉而在世田谷的驕澤建立國立競技場，各場館則在當代日本的設計師擘畫下，呈現了新建築樣式。例如，丹下健三在代代木的國立屋內總合競技場，成為戰後日本現代建築的極緻，也啟發了戰後日本建築設計的思考方向。此外，新幹線的通車，日本橋上高速道路的通行，築地川的地下化，使東京為日本承載的全球發展奠下基礎。
日本知名建築師丹下健三所設計的代代木的國立屋內總合競技場。（Rs1421 投稿者自身による作品,wikimedia.org）
東京奧運帶來的巨大變化不只是空間的，在文化上也有同樣地呈現。1960年代的反安保鬥爭之後，社會氛圍轉為追求經濟發展，被稱為「經濟的季節」；高度經濟成長下，學生的海外旅行開始解禁，著名的作家與文化作品興起，沙林傑、安部公房、高橋和已、吉本隆明等戰後世代作家譜織了新日本的文化場景，一種更為世界性的文化想像也開始出現。
在消費文化上，新宿商圈成為以年輕人為主的商區，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消費客群成為新宿商圈的主角。高教精英大眾化成為戰後平民文化的滋生土壤。
結論
隨著奧運即將舉行，日本的奧運能量也逐漸積蓄，相應的各種出版品反映著日本國民關心的趨勢。「東京五輪1964」（日本稱奧運為五輪）、「消失的大會：1940東京奧運」、「東京奧運的遙遠之道：1930-1964」、「東京奧林匹克物語」、「奧林匹克都市 東京」等主題書籍再再提醒日本曾經為了迎向世界，曾經付出的努力身影。
在近日的奧運新聞中，反映了計算商業利益的奧運活動所帶來的弊端。國際奧委會收受賄賂掩蓋俄羅斯使用禁藥的調查已經曝光，日本知名廣告企業電通公司與日本政府的奧運公關活動，正在面臨調查。東京奧委會委託佐野研二郎設計的大會Logo，亦因抄襲可能而必需重新招標。滲入金錢元素的運動，儼然成為金權政治機器的一部分。然而，正如市川崑導演在電影中想要展現的創造性破壞，即使今日奧運的發展上面臨波折，亦不可低估奧運對於世界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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