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最近的台灣政治天空下，兩例VS.一例一休，成為熱門話題，所有該有的戲碼，傾巢而出：政府提草案，焦頭爛額，越說越複雜，雖不致一日數變，但總覺其中充滿各式計算，與標榜的「縮減工時」目的，好似越行越遠；工商業界大老，處處盛氣，句句凌人，不是拍桌，就喊不玩了；勞工界厲聲疾呼，搭配絕食行動，如臨大敵；國會殿堂則日日驚奇，保守反動的突變勞權急先鋒，雖然還是聽不懂在說什麼，執政同黨的則愈顯尷尬，又進步又退步，不見太多捍衛，但聞匿蹤隱身，今夕何夕。
兩例VS.一例一休，所有該有的戲碼傾巢而出，但很明顯的，國民黨團的助理應該是長期加班以致於過勞了，才會把手板寫成一例一「修」，又或許這也是另類搏版面的手法？（中央社）
倒是作為關鍵背景，值得談談：台灣勞工，工時真的太長了。
以2015年觀察，全球工業國家為主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各國之平均年度總工時為1766小時，台灣呢？2134.8，比平均值高了接近370小時，如果以一天10小時計（無須妄想8小時），等於台灣勞工較之平均值的其他國家同事，多工作一個半月。
還好，台灣不是世界第一，在墨西哥的2246、哥斯大黎加的2230年總工時之後，台灣屈居第三，緊接著的是台灣社會意識中「永遠的敵手」－南韓，2113小時，比我們多幹兩天活，再來則是希臘。
好奇殺死貓，如果真要細究，看看要哪些國家這麼不敬業，可以閱覽一下最後四名的數據：德國1371、荷蘭1419、挪威1424、丹麥1457，不意外，果然都是偷懶至極的西北歐國家，或許沈淪可期，如果吾人先忘掉這些國家經常代表的「進步意涵」，此時，近來甚夯的海濤法師或可超渡，不是，是救渡大家：假的，不是這些國家工時為假，就是他們一定出了什麼問題，否則，怎可能台灣勞工比德國人多做接近80天，快多三個月？血汗血汗，盡是寶島。
假的！要不是這些西歐國家的工時是假的，就是他們一定出了什麼問題，否則，怎可能台灣勞工比德國人多做接近80天，快多三個月？在台灣，血汗的不只男人，只要是勞工，命都很苦。（圖：網路）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究竟什麼樣類型的國家，工時會長？
以2014年為例，長工時的國家排名為（先略去台灣）：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南韓、希臘、智利、俄羅斯、拉脫維亞、波蘭、冰島、愛沙尼亞、匈牙利、葡萄牙、以色列、立陶宛、土耳其、愛爾蘭、美國。但事實上，也只有希臘「以上」的國家，年度總工時才在2000小時以上，只有包括台灣內在的五個國家，差不多是俄羅斯以降，雖名列前茅，但都比台灣少了200小時以上，如果以週休二日來說，一日工作10小時計，那叫做整整一個月，在一年也只有12個月的期間內。
前段班中，除了台灣與南韓，幾乎都是相對工業發展較差的國家，至少就其產業與技術面而言，兩個東亞國家，究竟發生什麼事？有意思的，是在歐洲人眼中足稱「勞動國度」、「勞動之動物」的日本：2014年，日本年度總工時「竟然」只有1779？難道日本大都會深夜末班電車的「醉臥上班族奇景」，已成昨日黃花？還是說，經引為笑柄之「日本政府輔導企業，命員工先打工下班再回座位上班，官方統計數字即得毫無困難之急速下降」，必須記上嘉許大功一筆？神祕東瀛，勞動何處？東亞諸國，盡是血汗。
不能忽略的一個角度，是低工資與工時的連動問題
如果存在低工資現象，要維持起碼的生存基礎，勞動者是否可能被迫必須選擇長工時來交換呢？OECD觀察到，如果要讓低層勞工有機會越過相對貧窮線－勞工平均薪資的一半，在捷克，勞工每週必須賣命80小時，愛沙尼亞、南韓、希臘、西班牙都要60小時，斯洛維尼亞、美國、葡萄牙、盧森堡、智利要55小時，拉脫維亞、匈牙利、加拿大、土耳其等都要超過50小時，這還是指單親扶養兩個小孩，如果是夫妻僅一人賺錢，要支撐配偶及兩個小孩的生活，則OECD有十幾個國家每週都要工作超過70小時以上，甚至包括美國與以色列，而我們永遠的對手－南韓，也要超過65小時。
歐洲人眼中足稱「勞動國度」、「勞動之動物」的日本，2014年年度總工時「竟然」只有1779？難道日本大都會深夜末班電車的「醉臥上班族奇景」，已成昨日黃花？（BLOOMBERG）
台灣沒有出現在這個OECD統計上，但諸位會猜想：台灣應該不至於如此、底層勞工一定比其他國家來得輕鬆寫意嗎？我不會。台灣與南韓，盡在其列，少數被OECD稱道的，包括日本。低薪貧窮，工作貧窮，豈得逃脫血汗與長工時？
工時長，其實經常意味著生產效率低落，不論是生產技術或生產組織，套用馬克思的用語：整個生產方式，進而計算出之生產力，個體的、總體的，都有問題。當然，台灣早於十多年前，已正式踏入服務業社會，多數的就業人口坐落在服務業場域之內，而服務業部門的不眠不休、以客為尊、方便至上、大門隨時為您而開，也就是說，在幾乎沒有營業時間限制的制度性條件下，長工時，竟成不可能擺脫的夢魘：社會上的多數勞動者，無可逃避的必須被綁在「服務現場」，因為在這樣的現場中，其實只有「企業運轉時間」（幾點到幾點營業？）、而沒有真正「工作時間」的概念與想法，於是，吾人呈現談論工時問題的人格分裂：
明明在談勞工工作時間，卻不斷辯解營業如何如何，社會需求怎樣怎樣，不只在溝通語彙中，甚至在制度言說裡，工作時間的長短，事實上被隱晦的抹去了蹤影，只剩下圖騰與口號般的鈴鐺聲響：一聲清脆，工時問題與政策浮現，但接下來的沉寂無聲，僅剩殘留的其他痕跡：加班費，社會需求，民眾怎麼辦，企業難道得去增聘人力？唯一不見的，就是工時。
台灣，南韓，日本，可能皆是如此調調。
社會形象良好的企業家施振榮先生，曾有一段辯解：
「至於蘋果在大陸的代工廠，遭外界質疑為血汗工廠...血汗工廠是美國價值觀，對很多地區的人來說，努力工作怎麼會是血汗！這是價值觀問題。」
199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的名言：
「歐洲的價值是歐洲的，亞洲的價值是普世的，歐美的人權是歐美的，不適用於亞洲。」
這些出自權力者的講話，顯然直指1980年代所謂日本崛起、甚至是亞洲四小龍踏上世界舞台之後的關鍵命題：到底經濟與政治社會發展有無不同路徑？
亞洲國家有無忽視民主，不太尊重人權，卻能同時擁有資本主義傲人發展的可能蹊徑？
「儒家資本主義」當然是一企圖解釋的關鍵名詞：因為儒家的文化觀，當然指的其實是形塑之社會權力關係與意識傾向，使得東亞社會，多半「自願」接受如此之「家長父權式宰制」，包括面對企業主在內。當然，全球化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所帶來更加深化的結構關係，更在東亞勞動生活中浮現，要不長工時嗎？哪裡的反抗意識與行動呢？東亞社會，好似沒有選擇。
工時長，其實經常意味著生產效率低落，不論是生產技術或生產組織。（www.skyrocketyourproductivity.com/）
在歐洲國家漫長的縮減工時歷史中，工會運動，始終是主角，一定是帶領者，它必須挑戰資本，動搖與進一步新形塑國家的法秩序，在此，「將法律明定的正常工時，努力促成其實現，然後再去要求降低法定正常工時，再往前突破」，形成一常見的不二法門與路徑。沒有「工會運動促成法與社會的進步」，工作時間如何真正縮短？答案只有負面與悲觀。
遺憾的是，在同以企業工會為主流的東亞諸國集體勞動關係，難以產生直接撼動企業主宰制勞動條件的力量，沒有類似歐洲的現實條件，於是，不意外的，事實上縮減工時，成為法律上縮減工時之餘的夏日春夢，如果說，在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力關係下，後者還有可能與機會的話。
據個人有限的理解，日本與南韓，應該沒有我們熱鬧的「兩例－一例一休」之爭，往好的方面想，至少我們在務實之餘，意圖改變現狀，雖然如此的無力。從壞的角度猜，是否吾人應該更準確地定位目標，如同前述：如何使社會實踐上的勞動者真正工作時間，符合法律的正常工作時間之描述？只有在此前提，企業運轉與營業時間才顯得重要，或弔詭而辯證的說：才不那麼重要，為此，挑戰企業的人力需求結構，促成一定生產組織與方式的變遷，甚至思索如何提供失業者更多的融入勞動市場機會，都不能偏失與遺忘。
東亞血汗，不只文化，更屬社會權力關係之呈現，變更制度條件只是其中的一條路徑，尤其重要的，應該是社會行動者的正確意識與行動，挑戰霸權，不論是哪一種霸權。
相關新聞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