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鈞
兩則互不相關，也未引起外界太多關注的新聞：李遠哲支持基改稻米、學校營養午餐制度的僵化，淹沒在媒體有限的版面。在台灣，已經立法禁止基改食物進入校園，李遠哲這個動作是否太過突兀？學校營養午餐走到「窮途末路」，但正也是政府當下最容易取得多民意（廣大學生家長們）、完善食安體系、鼓勵青農返鄉、以及建立食農教育扎根的四贏局面。
食農教育的制高點
立法院現有兩部《食農教育法草案》待審，其核心宗旨均從學校教育體系出發，希望學子能從小就接觸、認識、甚至實作「食物的來源」，讓「從產地到餐桌」不再是個抽象概念。當然，法令規範只是一種框架，要如何具體落實到生活細節中，甚至是寓教於樂、寓教於活，對照當下政府政令跟不上時代潮流的一個「變形產物」，就是國中小學的營養午餐。
《食農教育法草案》的核心宗旨是從學校教育體系出發，希望學子能從小就接觸、認識、甚至實作「食物的來源」，讓「從產地到餐桌」不再是個抽象概念。（資料照，記者陳冠備）
媒體關注到了這個議題的嚴肅性。從最末端的實務運作來看，不論是團膳業者以中央廚房模式供餐、或是學校老師兼任自辦，都面臨了一個無法逃避的困境：原物料成本的不斷飆升，以及生鮮食材的物價巨幅波動，侵蝕業者利潤的同時，自然就犧牲了學子的營養與健康。
但如果把這個困境帶到「食農教育」的高度，立刻體現出當前台灣農業必須面對與接受的幾個全新概念：在產地銷（buy local）、食物最短里程數、農產品產銷履歷、以及背後所綿延而生的「青農返鄉」。更不要說，還無法斷定其「無害」的基改食物，在這樣的進步觀念下，能否進入校園的答案，已經再清楚不過。
不去探究基改稻米對全球糧食危機所可能帶來的「益處」，我們眼前必須關注的是台灣的下一代，如何吃得更健康、更安全，這是政府的基本職掌，也非單一部會可以解決；至少，教育、衛生、農政等三個單位，必須由更高位的統籌者出面，整合中央、地方資源，進行試點試行，擬定階段性目標，全面推動。
不論是團膳業者以中央廚房模式供餐、或是學校老師兼任自辦，都面臨原物料成本的不斷飆升，以及生鮮食材的物價巨幅波動，侵蝕業者利潤的同時，自然就犧牲了學子的營養與健康。（資料照，記者翁聿煌攝）
再回到基改食物的議題上。固然，贊成者認定，基改並無法「證明其有害」，擁護此「無罪推定」立場者，更接近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於小農、島國的台灣，在多數民眾仍無法走出食安陰影，政府仍在建構食安五環機制的當下，加上立法已禁止基改食品進入校園，唯有回歸食農教育的高度，往下拉出一連串的生產面結構的變革、供應鏈的改造，以一種更貼近社會正義的思維，在基改食品無法證明其無害之前，如此體制上的翻轉，方是最好的防火牆。
在地食材供應鏈的建立
目前已有不少青農返鄉，不管基於臺北都會討生活的不易，或是繼承年邁父親的家業，如何創造一個「穩定需求面」對這群返鄉青農而言，最為重要。他們更可以接受非慣行農法的耕作，也同樣身為人父人母的同理心，要如何讓這些安全的生鮮食材，進入校園的供應鏈，當然就非個人所能扭轉。有安全的食材，卻沒有穩定的需求端，只會打擊返鄉青農的士氣，更不利食安體系源頭管理的建立。
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從營養午餐的核心：團膳業者、中央廚房的採購思維做起。
如果，能夠有替代役的營養師、取得證照的替代役廚師，以生產區畫分為範圍，提供周邊可服務之中小學校，或是可進駐之學校中央廚房，由地方農政單位提供合格的供應農民，以類似「契作」模式的穩定供貨，讓學童餐點的價格有合理之利潤。如遇上天災農損導致的供給失衡，則由中央出面調撥，北菜南運或南菜北運，規畫備援農場優先供應校園營養午餐。
食農教育法令未來的出台，終究是一部「基本法」的概念，如何落實，最能看到成效的就是校園營養午餐的改革。（資料照，記者張菁雅攝）
上述規劃在農業縣市，啟動的難度與門檻較低；至於身處都會區的學校，除了鄰近的周邊農業縣市支援之外，各縣市政府主管的蔬果、肉品批發市場，就必須承擔起這樣的責任，鼓勵更多的返鄉青農，建立起獨立於現有產銷體系外的「學校營養午餐供應鏈」。而這些指定農場，自然也可以成為都會區學童校外教學，實施食農教育的實作基地。
食農教育法令未來的出台，終究是一部「基本法」的概念，如何落實，最能看到成效的就是校園營養午餐的改革。
在台灣社會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再向前跨入服務業社會為主的生活型態之下，已經很難再回到過去50、60年代，雙薪家庭為主的社會結構，已無法強求父母幫就學子女準備午餐便當；在食材成本不斷提升下，營養午餐品質低於水平已是事實，能夠讓父母、學子親自看到「餐盒的食材是怎麼來的」，唯有透過食農教育的高度，結合營養午餐供應鏈、生產鏈的「食材在地化」，才是一部活的法令，也是讓民眾可以深刻感受政府施政亮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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