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王／文青別鬼扯
農業發展是和飲食習慣是息息相關的，如果我們連國民普遍的飲食習慣都搞不懂，連大家的「飯」到底是怎麼吃的都不清楚，又如何能規劃農業發展方向呢？如果我們不肯承認並接受現今大眾的飲食習慣的樣態，只會高喊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這跟用頭走路的唯心論者又差在哪？
很多文青盤商常說，農民只會種、不會賣，所以他們才來幫農民賣農產品。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常看到，農民更大的問題並非不會賣（農民本來就該專注於生產即可），而是種的時候就根本沒去好好深思，市場要的是啥？多數人的飲食習慣又如何？也因此常發生農民種了一堆，但市場根本消化不完的狀況。搞到最後價格崩盤，具備滾動式倉儲能力的盤商趁機進場低價收購，然後農民哭哭，大家又覺得農民很可憐，在網路上發起在網路上發起各種搶救的活動。高麗菜、蒜頭、香蕉，不正是如此？！
「飯」到底是怎麼吃的？飯當然用嘴巴吃啊！（對不起，不好笑）。（www.japanesecooking101.com/）
這幾年許多人動不動就高喊要維護糧食安全，要提高糧食自給率。但很奇怪的是，每次碰到這樣的人時，若詢問當天吃啥早餐。結果勒？結果通常1／3都沒吃早餐，另外2／3幾乎都是吃早餐店的漢堡、三明治、厚片土司或蛋餅。現在早餐還會吃米飯（不管是乾飯或稀飯）的人，已經是愈來愈少了，幾乎都是50歲以上長輩。而40歲以下、早餐會吃米飯的，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真的已經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了。
其實不只是早餐，多數台灣人現在連中餐、晚餐也不一定會吃到米飯。
2014年的數據就顯示，全台每人一年平均消費的食米僅剩下45.7公斤，算下來每天吃的米飯算下來只有一碗半左右。 飲食習慣的改變就是導致台灣米產過剩的主因之一。1967年全台每人平均的食米消費量為141.47公斤，等於每人一天要吃掉將近五碗飯，至此開始逐漸下降，從1980年代更急速下滑。而米食消費量下降的原因不外乎兩點：
1. 美國人為了促銷小麥，因此在台灣發起「麵食推廣運動」，讓原先沒吃到米飯就沒有飽足感的台灣人，逐漸改變飲食習慣，開始將麵食納為正餐的選項之一。
2. 台灣自1960年代晚期設立出口加工區，經濟發展開始快速成長，人民生活改善，民眾的蔬果和蛋奶肉攝取量也就自然增加，因此間接排擠了米飯的消費量。
不過，正因為過去殘留的「大稻米主義」如同幽靈般持續盤據著多數人的腦袋，所以面對米食消費量遽減的慘狀時，要嘛不肯好好承認面對這樣的事實，要嘛就死命用道德式的口吻，哭喊糧食自給率的重要，拜託大家多吃米飯。然後呢？然後喊到響徹雲霄後，我們的米食消費量仍舊持續下滑。
美國人為了促銷小麥，因此在台灣發起「麵食推廣運動」，讓台灣人逐漸改變飲食習慣，將麵食納為正餐的選項之一。圖為1950年代美國捐贈大批麵粉給臺灣，農民領取美援麵食時充滿著喜悅。（圖：農委會）
糧政大辯論
台灣首次出現農業政策大辯論是在1961年。1960年發生八七水災，農業生產重挫，米價因而上揚，各界紛紛趁機放砲攻擊糧食局，其後則演變為糧食政策大辯論。 此次辯論的發動者是當時台灣省農林廳長金陽鎬。有點sense的人一聽到這名字必定會聯想到歐巴歐巴，科科，沒錯，金陽鎬是韓國華僑，所以名字就很有高麗味。由於金陽鎬是蔣彥士的門生，所以官運還不錯。據說金陽鎬有位紅粉知己，綽號叫「小玉」，而小玉西瓜就是以此命名的。啊啊啊，這個傳聞不重要啦，我們還是回到正題好了。
話說金陽鎬首先發難表示，台灣地狹人稠、農地已屬珍貴，但糧食局整天推廣種稻，勢必影響其他作物的種植與發展。況且，「吃飯」不應該就是吃一大堆米飯，國人應該增加蔬果、畜產品的攝取。當我們不需吃這麼多米飯時，就能釋出一部份水稻田，改種經濟作物，增加農民收入。金陽鎬率先發難後，當時的經濟部長楊繼增也馬上出來聲援，抨擊糧食局所主導的以糧為綱的政策。
早年糧食局為掌握公糧，曾辦理「田賦徵實」（圖：台北糧食協進會）。
面對農林廳和經濟部的抨擊，當時的糧食局長李連春還真有苦說不清。李連春是戰後少數受到層峰賞識的本省籍官員，也是少數每個星期都能見到蔣介石、向他報告政務的人。糧食局的設計本來就是要致力於糧食增產，作為糧食局長，李連春的職責當然是提倡「大稻米主義」，希望台灣米產是越多越好，才能外銷日本多賺外匯。 換句話說，他也就是克盡職責、善盡本分而已。因此，當時糧食局的回應也很簡單：
「吃得更營養更好，如同歐美，當然是大家未來一致的目標。但台灣人平均收入每年才140美元，現階段要大家多吃肉，恐怕不切實際」
當糧食局指出台灣人的收入太低、尚屬落後國家後，糧政大辯論也就結束了。若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大稻米主義」在當時確實是較有現實感的主張。但可悲的是，20年後當台灣已是亞洲四小龍、生活水準大幅提昇、而李連春早已離開糧食局之際，大稻米主義的幽靈依然盤旋在台灣上空。
糧食局的設計本來就是要致力於糧食增產，作為糧食局長，李連春的職責當然是提倡「大稻米主義」，希望台灣米產是越多越好，才能外銷日本多賺外匯。圖為李連春（左）與日方代表進行稻米輸日簽約（圖：台北糧食協進會）
每天多吃一碗飯
自1980年代起，台灣稻米過剩的問題日益嚴重。依據當時糧食局的說法，每年光是收購公糧、輔導農民轉作、增建糧倉、以及虧本低價外銷的差價等，一年就要花掉一百億台幣。但由於公糧制度等於是變相鼓勵農民種稻，台灣人根本吃不完，每年剩餘的稻米就高達60萬公噸以上。糧政官員為了處理過剩的稻米，搞得非常頭大。面對過剩的米糧，大家都非常清楚，國人飲食習慣已經逐漸改變，米飯越吃越少。除非廢除公糧收購，否則問題根本難以徹底解決。但礙於政治現實，誰也不敢去捅這個馬蜂窩，只好一起努力想辦法把米消耗掉。
過剩的米糧究竟要如何消耗？有趣的是，當時出現兩派觀點。
首先，農委會內的官員多認為，現代社會生活形態已經改變，許多小家庭根本懶得煮飯，外食人口越來越多。因此，我們的米食應該要更符合現代生活的需求。此外，既然大家都不愛吃飯了，覺得白米飯單調乏味，那就乾脆多發展米食加工品，除了讓我們的飲食更加多元，還能消耗多餘的稻米。 所以在農委會的委託下，1984年食品所就研發出了微波爐即時飯。大家聽了有沒有覺得很神奇？早在30年前台灣就已經有即時飯了！
另一方面，農委會則從日本引進製作米果的技術，並技轉給本土廠商，而旺旺仙貝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旺的。相較於農委會，糧食局內則持續被大稻米主義的幽靈所籠罩。糧食局的官員認為，米飯是好東西，大家本來就該多吃米飯啊。況且每年剩這麼多米，就算拿去做仙貝，大家也吃不了那麼多仙貝啊！所以最終的解決辦法就是，拜託大家要多吃飯。
1983年時，省糧食局長因此發表了一封告全台居民同胞書，拜託大家每天多吃一碗飯。糧食局表示，如果每位國民每天都能多吃一碗飯，一年就能多消耗50.6萬公噸的稻米。糧食局同時發動「吃米飯運動」，除了找實踐家專（現為「實踐大學」）的老師幫忙編米飯食譜，還舉辦米飯辦品嚐會、座談會，並輔導米商作廣告，寄望國人因此每天多吃一碗飯，幫幫政府和農民的忙。
即使李連春早已離開糧食局許久，在大稻米主義幽靈的籠罩下，糧食局的官員仍執意用最拙劣的方式鼓勵國人多吃米飯，與實踐家專合作，製作各類餐飯食譜。以為只要有食譜，大家就會乖乖做飯，乖乖吃飯。（圖：台北糧食協進會）
直到1980年代，糧食局推廣的吃米飯運動仍舊拙劣不堪，以為贈送一張免費的電話卡，大家就會受此感召，乖乖多吃一碗飯。（圖：台北糧食協進會）
由於大稻米主義的因素作祟，使得糧食局不肯承認並接受國人早已不需要吃這麼多米飯的現實。對這群糧政官員而言，若能繼續維持水稻大面積種植的狀態，才能符合他們自身的組織利益。倘若水稻種植面積大幅縮減，稻米產量減少，相對的，他們的權力範圍也就受限。因此，無論如何，他們還是得千方百計維持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維持公糧體系的收購數額。 最後，大家勢必會追問的是：糧食局拜託大家每天多吃一碗飯，到底有沒有用？
憨孫啊，這種不肯承認現狀的逆向操作法，怎麼會有用呢！
但好玩的是，大家似乎從未記取歷史的教訓，2009年時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居然也發起同樣的運動。如同早期的糧食局官員，陳武雄也高喊維護水稻文化的重要性，強調吃米飯的好處。但30年前糧食局喊的是「每天多吃一碗飯」，而30年後陳武雄喊的則是「每天多吃一口飯」。相較於老長官的一碗飯，一口飯實在是卑微到不行。光論氣勢，就輸了前輩一大截。至於效果呢？2008年陳武雄上任時，台灣的人均食米消費量是48.03公斤，2012年他離開農委會時，則下降到45.64公斤。
光喊口號，無濟於事！ 米食很重要，沒有人會否認這點。但面對稻米問題，若不肯誠實面對現狀，只會高喊維護水稻文化的大旗，無視於過去幾十年來因為大稻米主義而付出的慘痛成本，只會讓水稻文化繼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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