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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A評論》女作家筆下的長崎核爆 :以林京子、後藤美奈子的作品為例

廣島、長崎被投下原子彈至今已過了七十年,核爆文學至今仍持續不斷被書寫,本篇以兩位女性作家林京子與後藤美奈子同時身為「被爆者」的經驗所書寫的作品,控訴核爆如何毀滅家庭、剝奪女性一生。

林雪星/東吳大學日文系教授

前言

1945年8月6日及8月9日,廣島、長崎兩地發生了未曾有過的慘劇,也因此產生了「原爆文學」。依時間順序最先寫了「原爆文學」的作家有住在廣島具有被爆經驗的,如原民喜、大田洋子、峠三吉、栗原貞子等,他們在美軍進駐軍的檢閱制度下,秉持作家良心將體驗到的核爆經驗以小說或詩或隨筆的方式表現。

1952 年《對日講和條約》生效,美軍進駐軍的檢閱制度鬆綁之後,「原爆禁忌」解除,更多的人開始寫起原爆被爆的小說,其中不乏沒有親身遭受原爆之害的作家,如井上光晴、堀田善衛、井伏鱒二、佐多稲子等等。當然還有被爆當時仍是少年少女,戰後20年之後才將自己的體驗寫入作品裡的後藤美奈子或林京子等。

1945年8月6日及9日,廣島、長崎兩地先後成為人間煉獄。(Atomic cloud over Nagasaki from Koyagi-jima by Hiromichi Matsuda -1969)

在這些作品裡,作家訴求的不外乎「核爆是非人性的」,被爆者除了生理精神上的受害外,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導致被爆者如同「穢多」(日本的賤民階級)般,離鄉背井隱瞞被爆者的身份生活,尤其是女性的「性」與「生」的問題,或因核爆導致家庭破碎等。受害意識在作品中佔絕大多數。然而,也有作家反省「日本並非原爆唯一的受害者」,喪生者尚有當時在日本的美軍、英軍、荷蘭軍等俘虜、中國、朝鮮等被強迫到日本工作的勞工、東南亞的留學生等,他們遭受核爆之害死於異鄉。受核爆之害也非只日本一國,還包括製造核爆實驗地的美國新墨西哥、及投下核爆彈頭的兩名美國飛行員,可說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至今核爆文學結合原發文學持續不斷地被書寫、反覆地再生產、再創作。

林京子《祭祀的廣場》與《吹玻璃》-凝視被爆者的生與死

此篇將先以林京子與後藤美奈子將自己在長崎被爆的體驗寫入作品,以人的尊嚴及女性的身體的視點探討在這場殘酷煉獄中存活下來的被爆者,數十年來的戰後生活。林京子生於1930年8月28 日的長崎市,生後八個月因父親赴上海三井物產任職,舉家遷居上海。1945年3月,日本露出戰爭敗象,林京子與母親姊妹便先行歸國,返日後,京子被編入長崎女子高中,5月學徒動員令1至長崎三菱兵工廠服義務勞動,8月9日在兵工廠被爆。

1975年,林京子以《祭祀的廣場》獲得第十八回群像新人賞,同年7月,該作品又獲得第七十三回芥川賞,因而登上文壇龍門。林京子在遭受核爆20年後,以親身體驗為題材,開始寫作核爆的相關作品,特別是有關女性遭受核爆後的生與死以及女性的性,都有非常深入的描寫。《祭祀的廣場》裡收錄了《祭祀的廣場》、《兩人的墓標》、《陰天的行進》等三篇文章。

《祭祀的廣場》指的是學生被動員去兵工廠服勞役的地方。已收到徵召令明日即將出征的青年學子一起聚集在那兒,舉行送別的「簡陋的、心靈相通的、哀悼青春的祭典」。送行的學生覺悟到或許明日將換成自己被送行、也許無法再相逢,或再相逢時也許已為國捐軀,成為靖國神社的英靈了。此篇小說裡,林京子引用了大量的資料敘述被爆者的各種死亡慘狀。整體而言《祭祀的廣場》所描述的「死」包括了學生的死、老師的死、親友的死等,在這些龐大的數字記錄下,人類的死全部和「核爆」有很深的關係。《祭祀的廣場》是原子彈的象徵,也是殺人戰爭的象徵。

1945年,長崎原爆後的生還者。(Nagasaki Survivors 1945 by 山端庸介『記録写真原爆の長崎』(1952),wikimedia)

《陰天的行進》裡遭受核爆的妻子非得定期赴醫院檢查不可,同時擔心著孩子是否受到影響,這種不安,身為丈夫的人不僅無法理解,還冷言冷語地對待。《兩人的墓標》描述若子與洋子兩個好朋友工作的兵工廠遭到核爆,若子好不容易從倒塌的工廠的瓦礫堆中逃出,依照平日老師的囑咐往山上逃的若子再度與洋子相遇。在山上,洋子的背上因為被許多碎玻璃插入而痛苦不堪,若子為她拔去一片碎玻璃時,傷口竟湧出了蛆,若子嚇得一點一點地遠離洋子,洋子惡意地說「蛆很快地孵育出,我孵出了蛆,蛆就是我,不可殺了蛆。」若子嚇得掩住耳,拋下洋子淒厲的「別拋下我啊」的叫聲。若子生還,而洋子死在山上,引起了洋子母親的不滿,認為若子是見死不救,自顧自地逃走。但是若子也繼洋子死後的第49天發病身亡。《兩人的墓標》裡描述非常情況下背棄朋友而逃的內疚與無奈,以及被爆者兩家之間的糾葛。

另一篇連作《吹玻璃》由《空罐》、《金毘羅山》、《吹玻璃》、《青年們》、《黃砂》、《響聲》、《歸》、《記錄》、《朋友啊》、《影子》、《無明》、《在原野》等12篇短篇小說所構成。在小說裡登場的被爆者以及非被爆者身份的同學,甚至是結婚的女性被爆者與獨身的女性被爆者,因為是被爆者的身份,即使結婚也以離婚收場。被爆者從少女、結婚、離婚、甚至更年期的過程中,女性因「核爆」所帶來的精神上、生理上的傷痛是無法擺脫的。《吹玻璃》是外國傳來的製作玻璃的技術,透過作品象徵著長崎的特殊歷史背景以及遭受核爆的女性之記號。

在《吹玻璃》12 篇小說中,提及日本社會對被爆者的歧視,使被爆者女性不得不遠走異國,如《歸》中的主人翁「島」,核爆燒光了身家財產,只留下發瘋的父親。「島」為了生活淪為娼婦,委身於美國大兵,最後仍不為日本這個社會所接受,只能赴美國求生存。

《金毘羅山》的敘述者「我」與同窗「高子」、「大木」、「野田」都是核爆受害者,身為女性,當面臨懷孕、生產之際,有恐懼生出小頭症的嬰兒,而不被允許生產的「高子」,或是到了更年期,擔心生出二世核爆症小孩的緊張心情終於得到解脫的「我」、把被爆後父母的骨灰裝在空罐裡,隨時都可帶在身邊「空罐裡」的絹子以及被爆後玻璃碎片仍然殘留體內的「大木」接受手術取出「4.5公分的玻璃碎片成為脂肪核,似珍珠般地被包裹著。」。

《影子》裡描述好幾次發出同學會的通知或報導同學近況的信,但是有同學絕對不回信,她們30年前高中畢業後隔天就離開長崎遷居至關西地方,結了婚生育三個小孩,為了抹消「過去=被爆」的事實,決意斷絕與同學的聯繫,努力渡過餘生。為什麼?也許她們想出席同學會卻未能參加,這也反應了日本社會現實上存在著狹隘的、歪曲的、歧視的結構。

女性被爆者從少女、結婚、離婚、甚至更年期的過程中,因「核爆」所帶來的精神上、生理上的傷痛是無法擺脫的。(維基共享)

《青年們》裡林京子提及敘述者的「我」,「回想起在波蘭南部的奧斯維茲猶太人集中營展示場。同性的頭髮所編織成的護膝毯子、破爛的囚犯衣服(中略),削人類的骨頭做成的食器與紙湯匙。我好幾次想嘔吐,頭暈蹲在會場的角落。」

此處的「我」=「被爆者」,將自己與奧斯維茲猶太人集中營的被害者同化,「既使將臨死亡,仍然想要活下去」這種心情如同核爆的被爆者一樣,被爆者的自我認知及思想裡,對於踐踏蹂躪生命的戰爭的憤怒與厭惡已不言可喻。

《吹玻璃》和上述的《祭祀的廣場》不同的是:前者是描述作者自己的被爆體驗與身為被爆者的「現在」兩者巧妙地交織成的作品;而後者是被爆者雖然是如陶器般「易碎的東西」,從各種角度證明他們是不折不扣的「人類」,即使經歷了非人的核爆對待,仍然堅強努力地活下去。

後藤美奈子《拖曳時間》-精神的地獄

後藤美奈子於1945年、父親出征中與母親被疏散至福岡,母親在原子彈投下後,立刻去尋找在長崎服勞役的兒子,在看到兒子臨終前的慘狀後精神錯亂。1971年的《拖曳時間》描述無法從被爆體驗中脫離出來的人們模樣而備受矚目。單行本《拖曳時間》的後記記錄著:

為什麼要寫?夜深人靜時我常常面對著稿紙、拿著筆好幾次地問自己。答案是,愈被「寫」這件事的沉重近乎壓扁,在我內心的反響就愈強。對我而言,寫就是挖掘一度想要埋葬消失的墳墓,把沈潛在意識深處的東西,下意識地抓出。化作詞句是一件難以忍受的痛苦,我很討厭這般痛苦的工作,雖然想把過去的回憶埋藏在心底,但卻像被某個聲音所追趕般,要我以我的核爆體驗作為依據,寫出核爆後的長崎及和核爆有關的人們。

從以上的引用文可知,對後藤美奈子而言,寫被爆的經驗是多麼痛苦的事。

後藤美奈子九歲時在長崎遭受核爆,她的作品《拖曳時間》(「刻を曳く」)、「三本の釘の重さ」(《三根鐵釘的重量》)「炭塵のふる町」《降下炭塵的城市》)都透過女兒的視角,描繪出圍繞著因核爆失去了兒子因而發瘋的母親。引用《拖曳時間》裡描述發瘋母親的情景:

媽媽倚著柱子一整天凝視著自己的手掌,似強烈的火焰燃起般的銳利眼神眺望著遠方,突然一個人笑了起來。(中略)我害怕母親的每個舉動,在房間裡屏著氣息生活。在月光皎潔的那一晚,被母親掐著脖子,意識被拖至黑暗的深淵,一回想起那個晚上,我對母親奇怪地竟無一絲恐怖與怨恨,卻感受到我與母親是無法脫離的強烈的聯繫。

在庭院的角落,拾起木片及紙屑集中起來起想點火燃燒的母親,一定是發現了哥哥,自己燒了哥哥的遺體的印象深深刻畫心裡。是因為那種打擊太大?亦或是受到幅射線的影響?母親如同時間停頓,一個人持續生存在被爆的時刻。

林京子與後藤美奈子都是從女性的立場控訴核爆毀滅家庭、剝奪女性一生。身為妻子不被丈夫理解;身為母親又為孩子是否遺傳異常終日惶惶不安。(維基共享)

除了因核爆喪失兒子的母親發瘋外,作品裡更設定主人翁的父親是志願去新幾內亞從軍的軍醫,復員後成為醫學大學的教授、大學校長的父親將母親送至療養中心,在身為女兒的主人翁耀子看來,父親的行為反映出未遭受核爆體驗的一般人的自私。對耀子而言,精神失常的母親一不見就覺得不安,但是也想過著不看見母親悠閒地生活的想法也存在。被發瘋的母親所束縛的不只是耀子,連從戰場生還的耀子父親也為了脫離令人窒息的環境,將耀子的母親送往精神療養院。父親再婚,耀子也藉著結婚離開長崎往東京去,過著與核爆完全無關的生活。耀子強烈主張「我有忘卻及抹殺的權利」,被爆當時鮮明的記憶,對被爆者而言是永遠無法忘卻,當作傷痛深深刻畫入心裡。為了生存,下意識或無意識地希望能忘了被爆的記憶,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忘卻母親結了婚的耀子卻失敗了,理由是社會上對被爆者的歧視與偏見,亦即與「不能生小孩」及與「發瘋的母親」有血緣關係之故。

後記

林京子就被爆的女性的「生產性」甚至執著於「血」,寫出同窗及自己被爆的體驗;而後藤美奈子就核爆的記憶而言,意識到發瘋的母親,即使想忘卻,但是受了傷的被爆者已無法回復到被爆之前的樣子,像《吹玻璃》一般背負著各式各樣的傷口,只能堅強地活下去。林京子與後藤美奈子兩者都是從女性的立場控訴核爆毀滅了家庭、剝奪了女性的一生,身為妻子不為丈夫所理解對核的恐懼心理;身為母親又為是否生出小頭症的異常兒、出生的孩子是否受到遺傳的影響而染上核爆症,為此終日惶惶不安。

廣島、長崎被投下原子彈至今已過了七十年,但廢除核能的道路依舊漫長,人類還不斷地利用科學智慧的結晶來毀滅人類。日本福島核能發電廠、美國三哩島、蘇聯車諾比等事件,都帶給人類極大的危機。但人類似乎還一再地重蹈覆轍,核能是否是最安全最便宜的能源?是值得我們三思的。

註:

1 太平洋戰爭下由於勞力不足,為了補充不足的勞力,強迫學生要參加勞動。 根據1938年公布的《日本國家總動員法》實行,隨著戰爭的擴大,1944年發出學徒動員令,規定中等以上的學校幾乎全員被動員至製作軍需工廠服勞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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