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梓
我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進入高中，當時台灣社會正要進入一個快速解放的時代，解嚴所為社會帶來的衝擊正要開始發酵，「台灣」作為本土意識的圖騰正在崛起，雖然還沒有成為主流，但幾乎可以預見成為主流是一個必然。
當時的高中國文課本，收錄了連橫的「台灣通史序」，這是連橫1920年為初版的《台灣通史》所寫。但是高中國文課本通常只談文字本身，考試都在動詞副詞形容詞對仗排比的寫作技術上打轉，從不探討文章本身曾經存在的歷史結構。因此，讀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時，我也曾經興起要找來《台灣通史》一讀的想法。
這個想法至今仍然沒有實現，但回想起來，我覺得也蠻幸運的。長大之後，閱讀的多了，透過許多週邊研究發現，《台灣通史》真正值得細細品味的，其實大概也只有文字本身而已。
內容的錯漏就不多談了，光是連橫此人，在日本時代幹過的事情，後來有機會在其他的閱讀機會中發現，就足以讓人大吃一驚，發現閱讀果然會帶來許多樂趣。比如他逢迎殖民政府，因此寫了《鴉片有益論》一文，當時的稿費達到三百元，簡直是一筆天文數字，而連橫也因為這篇文章和當時的台灣知識圈鬧翻。這些糗事，當年的課本當然一字未提。
1930年3月2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登連橫《鴉片有益論》一文（取自BillyPan 潘建志醫生臉書）
這樣的連橫，可以想像「台灣通史」出版之後，殖民者對著作的大加讚譽，大概也和他文內所寫的「義勇奉公」期許相去不遠。這些，都是當年的課本和老師沒有告訴我們的事。
其實這些批評，早已在民間流傳甚廣，有在看黨外雜誌的人，應該都能略知一二。
我記得我提到要找《台灣通史》來看時，父親的言詞中對這個家族透露的不屑，與當時連戰被主流媒體形容為國民黨本土派代表，未來被看好接任大位的形象，就有很大的落差。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他當年讀過吳濁流的遺著《台灣連翹》之後的反應。
在《台灣連翹》當中，吳濁流對連家兩代毫不留情的批評，尤其是對連橫與日本人眉來眼去，最後和台灣知識圈鬧翻，舉家西移。或者連震東在戰後的所作所為批評，都有尖銳的批評，於今看起來仍然犀利。
戰後的客家籍文學家吳濁流（前排中間）、鍾肇政（第二排右二）、李喬（第二排左三）等人的合影。（新竹縣文化局提供，記者廖雪茹翻攝）
這些，當年我都沒有機會認識。一直到大學之後，偶然在台灣文學課堂上讀過連橫的「鴉片有益論」，才開始反省其中的知識圈與權力者關係。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讀書時，行政院長正是連戰本人，因此課本對連橫生平避重就輕也是必然，自然也不會提起他一路走來，始終向權勢者屈服的生命經驗，以及這麼做之後可以庇蔭子孫的莫大好處。
其實，有些人的國族經驗，在結構中是無法選擇的，而有些人，是可以選擇的。不能選擇的人只好相信，而導致今日錯亂的悲劇。但是許多可以選擇的人就如同蝙蝠，在飛禽得勢時選擇當飛禽，在走獸得勢時選擇當走獸，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格調的缺乏？今日許多人，去批評無從選擇的李登輝，卻放過有機會選擇，卻始終對權勢屈服的連氏家族，也不免太脫離於歷史結構之外。
薩伊德（Edward Said） 的著作《知識份子論》算是相關論述的傳世經典，這位知識份子，一生都在面對國族與權力的掙扎，因此在著作之中，他不斷地強調幾點知識份子必須擁有的道德立場，比如必須脫離國族的傳統、必須跳出專業主義的窠臼，以及必須勇於對權勢說真話。
其中「對權勢說真話」一事，尤其困難。在薩伊德眼中，知識份子必須堅守道德立場，尤其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能陷入國族的莫名光榮感，而採取雙重道德的標準，面對同樣有為道德立場的國家行為，更不能因為想要受到諮詢、爭取權位的虛榮，而對某些明顯違反道德立場的事情採取逃避態度。
在薩伊德眼中，知識份子必須堅守道德立場，尤其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能陷入國族的莫名光榮感，而採取雙重道德的標準。（http://hilobrow.com/）
當然，未免誤會，要先澄清這裡所謂的「道德立場」，指的是自由、民主、人道、多元之類理性主義與啓蒙以來被認為普遍的普世價值，而不是「女人就是要安定」或者「學生就是要好好讀書」這類想當然爾卻不一定這麼一回事的愚蠢主張。
從這個角度觀察連氏家族，各個世代都算是學識顯赫，但行為剛好都和薩伊德所期許的知識份子完全相反。
這個家族可以說是「不向權勢屈服，才怪」的典型。
誰是權勢者，他們就向誰屈服，作為權勢者的鷹犬，然後得以榮華富貴，這幾乎可以算是對這個家族行為最貼切的觀察。尤其在這個國民黨作為台灣的權勢者角色，即將面臨樹倒猢猻散窘境的時刻，連戰的選擇，更是讓人覺得這種「永遠向權勢者屈服」的批評算是打中核心。
不過連戰的這個選擇，是不是又可以再一次餘蔭家族三代，那就真的要看台灣人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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