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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人類學》生活在考古隊中的人類學家-A地田野的故事

所謂考古學知識,是各方利益團體,地方政府、國家政策、與個人彼此競奪利益妥協的結果,而這也影響了博物館的展示呈現、考古公園的規劃。透過分析考古工作,可以探討文化遺產知識如何被生產、考古發掘牽涉土地議題、管理與文物歸屬牽涉地方中央政府的微妙關係、以及它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發展需求。身為人類學家,研究的是人,卻在深入田野後,無法分割土地與人的緊密關係。

作者:蔬粒王

2009年秋初,我乘坐火車(不是白馬)一路過三關前往中原,窗外風景一如作家何偉書中描述同樣的路線「單調一如壁紙圖案不斷地重複著:村民、田野、道路、村莊」。然而我即將前往的不是一個平凡的農村,而是被視為重要文明的發源地(以下以「A地」代之),那裏有世界文化遺產、考古遺址聖地的博物館。

進到田野之初,我計畫將博物館視為研究場域,探討其中知識生產、權力運作與文化展演的關係。機關民族誌在人類學研究中尚屬小眾,著名的有Bruno Latour進入科學實驗室的Science in Action一書,他的行動者網路研究(Actor Network Theory),視行動者、觀念、組織與機制為一連串交互影響的網絡串連異質性的各式媒介,在此過程中各式人與非人及行動者的轉譯、銳變、相互構建與整合。以此為應用的有Georgina Born對於BBC文化生產的研究Uncertain Vision: Birt, Dyke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BBC,還有對於當代中國工廠的研究,偏重在管理、階層化與性別的探討。

(作者提供)

在博物館民族誌的研究領域,我的研究範本跟隨著Sharon Macdonald對於倫敦科學博物館的研究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science museum,她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紀錄科學博物館“Food for Thought”的策展工作,探討國家政策、科學知識與展覽實踐的關係,尤其是國家如何透過博物館將科學納為有系統的知識體系並馴化其國民。Sally Price於Paris Primitive: Jacques Chirac's Museum on the Quai Branly 書中撰寫法國布朗利碼頭博物館的興建過程,訪談政府官員、建築師、館長到研究員,探討法國文化政策與博物館的策展過程。不同於Macdonald和Price在國家概念下探討博物館的政策與權力政治,Mary Bouquet在’ Thinking and Doing Otherwise - Anthropological Theory in Exhibitionary Practice’文中,則透過參與奧斯陸大學博物館的兩次展覽經驗,引用人類學者Victor Turner的理論,探討博物館展覽(output)和知識轉化(input)之間的關係,偏重知識生產的質變。

這樣洋洋灑灑(傻傻)的研究計劃,在進入田野的第一個月內就徹底瓦解。

天真的人類學家進入田野

挑戰之一:博物館無法如期完成

我在田野中第一個挑戰,即是遺址博物館無法如我預期的在預定的2012年規劃完成。從報導人口中聽到提交給聯合國的官方文件也只是紙上作業,博物館其實預定於2015年完成(當然至今也還沒影),若按這個期程勢必影響我的博士畢業年限。

挑戰之二:A地博物館不僅僅是一個有形的「博物館」…

到達A地, 我才了解到這裡的博物館不僅僅是一個有形的空間範圍。在傳統博物館中,物品脫離其原有的脈絡放置於博物館空間;在遺址博物館中,不僅是物件、而是整個遺址被現地保存展示;在遺址公園與世界遺產地,包含物、遺址、甚至是村落與人本身,都成為公園規劃與被展示的對象。在中國,考古公園的範圍,從數公里到數十公里都有,A地的公園預定涵蓋十幾個村落。我才意識到其實博物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考古物件的詮釋與展示,而是大量體的考古遺址本身如何有效規劃,以及因應世界文化遺產地的打造,更大範圍面積的遺址公園在管理、保存與展示所面臨的發展或保護的困境,以及農村規劃、居民生計轉型。這也使得我的研究面向從考古博物館、跨到考古遺址公園以及文化遺產的議題。

挑戰之三:多重權力的管理者

初到田野之際,借住在博物館旁邊的考古工作站,也因此有機會進一步了解A地的文化事務運作。博物館的研究與展覽策劃並非由館內聘用的人員負責,而是落在考古工作隊負責發掘文物的考古工作者、與一些遠在北京的研究人員身上。在行政權責上,博物館與考古工作隊彼此之間互不隸屬,前者屬於地方政府,負責行政;後者屬於北京研究所,負責研究。也因此我想要進入「博物館場域」探討知識生產,也就顯得奇怪。其他關於博物館空間之外的村落、公園、考古遺址的行政歸屬又更是複雜(請參考拙作~)。甚至後來我也因緣際會的協助考古學家們處理處理不完的各博物館展覽,變成某國家博物館的文字審稿專家,並以專家身份坐在各種博物館審查會中。

(作者提供)

從研究博物館到研究考古隊

Smith把行動者網絡的研究放大,將文化資產作為一個對話的場域來分析,從物質表徵背後衍伸出各種的個人、社會關係和利益團體。我發現在A地,所謂考古學知識,是各方利益團體,地方政府、國家政策、與個人彼此競奪利益妥協的結果,而這也影響了博物館的展示呈現、考古公園的規劃。透過分析考古工作,可以探討文化遺產知識如何被生產、考古發掘牽涉土地議題、管理與文物歸屬牽涉地方中央政府的微妙關係、以及它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發展需求。誠如Hamilakis &Anagnostopoulos 在What is 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中所指出,考古學民族誌是一個充滿政治性的研究領域,因為這是一個具有多重對話、參與、干涉、與批評的領域,具有時間脈絡跟物質脈絡(temporality and materiality),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包含有不同的公眾對話角色,以及不同的研究者的不同背景。於是,一個月後,也只能且走且行(當機立斷)的把論文題目從博物館民族誌變成了考古學民族誌。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Tim Ingold在Key Debates in Anthropology 中對於Tasksacpe的說明; Giovine 2009 對於Heritage-scape的研究)

追尋考古隊的社群脈絡

我欲以行動者網絡的概念在中國做田野的實踐,說穿了就是Social Networking。人類學家閻雲翔在《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一書中,對於中國的人際網路 - 關係,有著深刻的描述,甚至在國外漢學研究中成為一個Guanxi學。

入住A地考古工作站後,開始理解中國的特殊的「單位」系統,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工作和居住,這使得我的田野, 雖然前期意外不斷後期卻異常順利。甚麼是「單位」呢? 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把他所隸屬的服務處稱為「單位」,這包括工廠、學校、商店、醫院、研究單位、表演團隊。單位有大、也有小。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單位不是只提供雇員薪水,而包括了其他社會福利如: 住房、醫療照顧、幼兒照料、托兒所學校、食堂、澡堂、服務處等等。如Bray所描述,一個人隸屬於哪一個單位,提供了這個人身分認同、面子與歸屬感。在過去,單位還和戶口綁在一起,也因此更改單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經過政府部門的批准。

(作者提供)

也因為這樣的單位形式,使得我可以跟我的報導人們住在一起,不只是了解他們如何做考古,也了解它們背後所隸屬的社會網絡,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婚喪喜慶,與茶餘飯後閒聊。這些考古學家不只是從事考古工作,他們同時也是A地博物館的顧問與研究人員,而A博物館的常設人員則是管理與行政階層、以及導覽員。在中國,考古學家一個人通常身兼數職,考古工作者、博物館研究員、政府顧問、各式各樣規劃、旅遊、文創、電影、漫畫公司顧問,並參與地方各種發展會議與學術委員會。

挑戰之四:如何從局外人成為局內人?以及走入男性為主宰的世界?

最初在考古工作站的第一個月,我住在同樣是和技工和一般來訪的學生們靠近大門的平房,和所有非考古學家以外的人一起共用沒有門的公廁以及公共浴室。一直到兩個月後,我才入住到和考古學家同棟主樓的房間,擁有獨立衛浴。換房間這件事,也象徵了我在工作站的地位的轉變,從外來者,晉身為考古學家團隊的一份子。

(作者提供)

A考古工作站的空間與權力關係

這裡的時間非常規律,早上8:00-11:30,14:00-17:30是上班時間,早餐在7:30,中餐在11:45,晚餐在17:50提供。因為早餐大家吃飯的時間不一,晚餐時間有幾位當地的考古學家會回家,對我而言午餐是最好的社交時間,能聽考古學家們講故事、評論時政 。幾乎每周都有至少一次到兩次,晚餐時間會有和地方政府官員一起去吃飯等社交活動。在考古工作站,我每天的功課就是跟大家聊天,跟著他們做事情,甚至成為大家的助理,幫忙紀錄、文書、打字,一起去和地方政府吃飯應酬。A地也時常有許多國際學者來訪,一開始大家視我為訪問學者,也是禮貌客氣的接待,在我開始自願的幫忙他們處理事情後,我也會陪同招待這些訪問學者,甚至有時大家太忙了,最後就變成我直接帶參觀者到殷墟博物館解說。到最後甚至也參與他們的內部討論,協助他們和地方政府往來書信。考古學家們把我視為自己的學生,每日給我指派功課,不但要去訪談申報A地有功人士,也被建議去博物館做觀眾訪談,還審視我訂定問卷調查的題目(雖然曾經內心極度抗拒觀眾調查)。

工作站裡面除了考古學家外,還有管理主任,技工和民工。前兩者直接聘任於研究院,後兩者聘任於A工作站。但是考古技工需要通過考古知識測驗的檢定,名義上也是研究院的聘員,實際上的管理聘任則跟隨地方考古工作隊。至於民工屬於臨時工,他們沒有醫療保健跟社會福利。在A地有兩個民工的「仲介」,分別來自週邊兩個村莊,也因此大部分的民工都是來自於這兩個地方的村民。至於田野地點本身,也不是用共管的方式,每個考古學家都有他負責的田野地與項目,彼此不重疊,這通常是磋商而來。由於現在的考古項目都是地方政府或建商開發案的合作,不同項目經費規模不同,也因此雖然理論上在考古單位的薪水應該平分,實際上每個人領的都不同,有時也會因為資源和項目的分配而有意見。彼此的研究資料的使用權也有明確的歸屬,在裡面幾乎都有不成文的規定,不會碰對方的東西發表。

考古學家自己不做發掘,在田野現場是由有經驗的考古技工負責辨識考古現象、照相、畫圖和照相,民工則負責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的工作如發掘。這些在田野中的技工清一色都是男性,除了暑假來做實習時會有女學生。至於在室內的技工則負責繪圖、修復等工作,也有女生。也因此考古學家被視為用腦工作,而真正的發掘、紀錄、修復工作則交由技工處理,並不被視為是有知識的工作。社科院照顧考古學家的薪水、住房、社會福利和其他需求,在工作站,所有的考古學家都被稱為領導,他們照顧考古技工和民工的生活需求。考古學家也會參加技工民工們的婚喪喜慶,通常都是由考古隊統一包一袋紅包。

(作者提供)

從A地博物館到A遺址公園 – 進入村莊場域

除了在工作站工作之外,其他時候,我會走入週邊村莊,常常有旁邊村民跑來找我諮商與探聽博物館擴建與地方發展的最新政策,也有骨董商前來私會諮商,更多時候是陪著考古學家們與地方官員喝酒,接待從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前來A地的學者、官員與古董商。對於安陽的考古學家們,「人類學」是陌生的學科,因為我總是東看西看,對每件人事都很好奇,田野初期也被懷疑是老K黨派來的間諜(雖然我內心納悶你們有什麼政治情報值得偷?),最後還是因為長時間的共同的生活、工作與信任,而被接納成為工作站的一份子。

雖然如此,當年居住的房間裡還沒有接連網路,白天偶爾跟主任借鑰匙到工作室使用中午休息時沒有用的電腦,晚上就是閱讀與書寫田野筆記,對外資訊是每週一有人把前一週兩次的“文物報”與社會科學院週報送到工作站,偶爾我會進市中心買份南方週報,找個網吧隨意上網、給父母寫信。這種沒有網路的日子過了將近一年,簡單卻很滿足,因為田野、書寫與閱讀都很豐富、靈思泉湧、效率奇高。這種生活直到離開田野地的前三個月,隔壁房來了一位電腦高手牛老師才開始改變。牆壁極薄,晚上常常傳來他打電動與看影片的聲音,惹得我羨慕,接下來他神奇地幫我的電腦安裝上網路、下載軟體甚至翻牆、安裝無數影片與電子書──從此,我日日簡單的閱讀與書寫生活改變了,在最後那三個月裡,沒有出門做調查的日子就是關在房間裡上網⋯⋯還不怎麼用臉書,首先,我不交網友,但是網路購物,我無法用電腦看網路文章,但是看得下不用思考的垃圾新聞,於是一頭沈浸在虛擬世界裡。

挑戰之五:我的角色,始作為旁觀者還是社會參與者?

那一年的田野研究我的無力感,是生命之最。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是扎實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杓井而飲,然而日子樸實緩慢之際工作站外卻有驚天變化,絕非帝力與我何有栽。一年之中,一個村子因為公園興建被迫拆遷在我眼前消失,留下來的村子是被納入保護區中因而被限制蓋房與經濟產業只有更多的生計無奈。許多村民會圍著我詢問拆遷的事項、A地的規劃、地方產業如何發展,身為人類學家總想著能為地方做些什麼,不過置身異地的我一個人衝上前阻擋拆遷肯定起不了大風浪,倒不如好好的書寫、好好的思考,遺址的保護開發與規劃都要能放在永續共生的概念中思考。因為我的角色有機會與考古學家、地方官員與更高層的主事者相聊,也因此能不斷地言之以理、寫長信希望能改變地方村落拆遷的政策。

(作者提供)

挑戰之六:民族誌、報導文學、新聞八卦

對我而言,當研究對象是考古學家、地方官員與博物館從業員,他們本身熟悉地方文化事業如何運作,甚至也書寫文章介紹當地的文化遺產運作,我除了必須開始思考如何進入田野(如何以非考古學家取得考古學家的信任),如何將文化遺產的民族誌研究與遺產管理者對文化遺產紀錄作區分(如何區別民族誌書寫與報導文學的異同?),也必須思考我如何能寫出不同於他們的東西呢?而這些田野中戰戰兢兢不斷地思考的議題, 在最後論文書寫時,才看清楚,我更希望的是透過博物館、考古工作、文化保存實踐作為切入點,探討當代中國的文化政治、知識生產、社會網絡關係、國家權力,觀看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

記得聽到我要到A地從事人類學田野時,有位歷史學家說這是後現代的歷史學,然後他分享了一段關於30年代A地省政府與他所服務的公司,對於發掘A地考古遺址所衍伸的國家與地方的爭議,對於考古文物歸屬與知識話語的爭奪,這個故事直到當代還在進行。人類學家R要我關注村落拆遷與地方居民的生活故事,他建議我著墨地方居民如何參與A地地方節慶、如何對抗政府的強制拆遷、與一連串國家主導的文化遺產保存下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來談討社會主義國家中個人能動性是否可能以及如何達成。H老師翻出了Appadurai的文章「過去是稀有的資產」要我探討不同的利益群體;博物館學者要我探討文物與遺址的文資保存議題;考古學家則要我記錄當代殷墟考古發掘的運作,因為對於當地發掘的狀況依然停留在一些故人大師的自傳散文(如同中華民國地圖上的那片秋海棠)。

A地的考古學家倒是興致盎然的迎接一位學生要來作關於文化遺產保護的議題,對他們而言,學理上的探究,都比不上提供一個真實的建議:如何保存來的重要。遺址保護的實際難題,小如出土遺物的整理保存,大如遺址範圍的界定牽涉到城鎮規劃與村落發展,都需要考古學家走出學術象牙塔,走向社會。

這些不同的學派觀點與學者,對於A地人類學民族誌的不同想像,構建了我對於A地研究的論文。我總是形容自己像在古代煮一鍋石頭湯,因為我因緣際會走進了這個題目,是無數熱心的師長幫我東加西加,考古工作站裡的老師們傾囊相授,也就成了一鍋湯。

沒人能寫出比馬凌諾斯基更經典的初步蘭群島,描述出比葛茲筆下更生動的巴里人,發展比施堅諾之於三聖鄉更經典的中地理論。可我確信自己看見了不同於故人大師筆下的A地。我不一定能寫出人類學的研究經典,但起碼比任何人都翔實地記錄了這個地方,在2010年的故事。在A地,考古發掘、文化保存、博物館與公園建設、世界遺產地規劃,牽涉到十幾個村子、兩萬個村民的生計發展,也牽涉到一個國族歷史的如何被建構與能否好好保存。我想,我的田野永遠沒有結束的時候,A地的故事還在繼續之中。

(原文初稿發表于2013年台灣人類學年會 田野就在你身邊)

本文授權轉載自 生活在考古隊中的人類學家-A地田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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