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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人類學》用聆聽與行動療癒創傷:給反課綱運動同學及其他大人的一席話

這次年輕人反課綱,其實是對由一堆生了「正常病」的大人們所主導的社會,提出的初步診斷。有沒有藥醫?有的,只需要停止逼迫年輕人認錯,虛心反躬自省,撤回課綱,打開真誠的溝通之門。

彭仁郁

730晚上,反黑箱課綱高中生聚集在教育部前悼念他們剛剛失去的夥伴林冠華,親近的夥伴都喚他「大林」。幾個月的抗爭下來,教育當局對學生訴求所展現的傲慢、輕蔑,社會普遍的冷漠,極可能是促使大林選擇以性命換取輿論支持的原因。極度的悲傷與憤慨,促使這些高中生攀越拒馬蛇籠,進駐教育部前狹隘的廣場。

幾個月的抗爭下來,教育當局對學生訴求所展現的傲慢、輕蔑,社會普遍的冷漠,促使這些高中生攀越拒馬蛇籠,進駐教育部前狹隘的廣場。(記者劉信德攝)

隔天731,受到在教育部廣場協助控場的中研院自由學社友人的召喚,希望我能以創傷研究、精神分析專業的角度,去跟學生談談創傷的心理療癒。跟尚未建立關係、且身份未明的對象,在公開場合談創傷療癒,無非是緣木求魚的行為,但念及學生悲痛憤慨的神情,除了接下,沒有別的選擇。

就要上台前,主持人希望我能唱首歌,撫平一下大家哀痛的情緒,但是我沒有準備,只臨時想到一首紀念鄭南榕的歌,叫「太陽」。這首歌是鄭智仁醫師為Nylon的女兒鄭竹梅寫的。鄭南榕為堅持爭取言論自由,自焚過世後,小學三年級的竹梅寫了一首詩:「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為了安慰竹梅,鄭醫師寫下這首歌,希望告訴竹梅,太陽只是暫時被遮蔽了,他還會再昇上天空。而等你長大之後,你也將成為另外一個照亮這個世界的太陽。

731夜,教育部前廣場的短講
photo by malaita

我想,大林,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太陽。他也選擇了一個激烈而悲壯的方式,用自己的犧牲來喚醒沈睡的世人。只是,我想提醒一下在現場的年輕人,這樣的犧牲,也會換來很多痛苦。你們現在心裡感受到的悲傷,身上背負的自責和罪惡感,應該是大林不會想要的。但是他急著突破僵局,希望提高社會對這個議題的重視,目的現在看起來是達到了,但這是一個極度苦澀的果實。我們心裡巨大的悲痛和自責,會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才可能平復。

我會來到這裡講這席話,是因為看到723那天,許多高中生年輕朋友第一次親身體驗了國家暴力,有不少人十分驚駭。他們手無寸鐵,規矩地坐在地上進行非暴力抗爭,不明白人民保姆為什麼會用對付大流氓的手段,來對付爭取民主正義的年輕人。根據去年參與323-324行政院攻佔行動的部分年輕人的經驗,讓我有點擔心,學校的輔導老師可能沒有條件幫大家的忙。並不是他們沒有心,而是他們自己可能也承受從上級來的壓力。高中輔導老師所面對的壓力,可能要比大學心輔室的老師們來得更大。

去年323晚上,我因為擔心年輕朋友可能面對的鎮暴行動,跟著他們進入行政院廣場。大家應該還記得當天夜裡警棍和盾牌落在抗議民眾身上的血腥畫面,許多年輕人卑微的躬著身體,任強力水柱衝擊。那天晚上之後,這些身心受創的年輕人,非常擔心彼此的情況,不想讓任何一個人落單,於是有幾個朋友決定用FB社團把大家聚集起來。其中部分成員跟我一起組成了324同儕團體,彼此聆聽參與運動中的各種感受和想法,回顧那天晚上在自己心裡留下了哪些印記。

圖為抗議群眾聚集教育部前廣場與警方對峙。(記者劉信德攝)

人為暴力創傷

我想談談在我的專業領域(精神分析)裡,怎麼看待人為暴力造成的創傷。或許有的朋友已經知道,造成心理創傷的原因,往往是因為一個人承受極端的、無法預期的暴力。比方,在年輕人的想像裡,國家本來應該是要保護人民的,沒有想到對他們施暴的竟然是國家。如去年323進攻行政院的年輕人,絕大部分都沒有料想到國家會使用血腥暴力鎮壓他們。723闖入教育部抗議的高中生,也沒有想到警察會用束帶、手銬、擒拿術,逮捕靜坐的學生,然後還堅持對學生提告。

受害者的罪惡感

當一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這麼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她/他會開始焦急地尋找原因(「到底是誰的錯?」)。當遍尋不著原因的時候,受暴的人會開始問:難道是我有錯嗎?我是不是該為自己承受的傷害負責?這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受害者罪惡感。大家應該還記得苗栗大埔政府不當徵收的事件,政府強制拆遷的惡行讓張藥房屋主承受極大的壓力,明明是政府違法濫權,但張大哥非常自責於自己沒有能力把事情處理好。後來他自殺了,留下傷心的秀春姐。

圖為大埔張藥房張森文的遺孀彭秀春。(記者彭健禮攝)

親友的自責

不止受害者自己會有罪惡感,親近的人也會譴責自己不夠細心,沒有察覺任何跡象,責怪自己為什麼沒有早點意識到受害者早已瀕臨崩潰邊緣,恨不得能夠回到事情發生之前,好彌補一切。在324的時候,許多年輕朋友甚至怪自己在警察鎮暴時不夠勇敢,沒來得及回頭看夥伴一眼,好幫助夥伴在法庭上做證,或者怪自己沒有保護好身邊的夥伴,讓夥伴被打到差一點殘廢,自己卻毫髮無傷。在大林走以後,你們當中,可能也有人會責怪自己為什麼沒有阻擋事情發生。我們真的很難承認,在某些情況裡,自己真是無能為力的。某種程度來說,罪惡感和自責,是我們負責任的方式,所以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反應。但是請小心,不要讓罪惡感壓垮自己,也請不要自己一個人躲起來悲傷。失去夥伴時,我們身上或多或少都背負著罪惡感,我們需要彼此,才可能一起轉化它。

二度創傷

人為暴力創傷還有另外一個層面:二度創傷。它的來源是加害者的抹黑,旁人的不信任,甚至是詆毀。最近這幾天,大家都一起見證著二度創傷的發生。當大林自殺的緣由仍不明朗的時候,我們聽見校長立刻拿心理疾病或情緒障礙來當擋箭牌。這是很嚴重的詆毀。新聞媒體或網路上,至今仍有大量污蔑的言論。顯然我們的教育當局、師長們,還有社會大眾,都非常需要這方面的教育。最大的創傷有時候不是來自暴力事件發生的當下,而是事後,親友、周遭人和社會輿論的粗暴對待。我會在後面歷史創傷的部分,再回頭談二度創傷的問題。

photo by malaita

療癒的基本法則

730晚上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節目裡,草屯療養院精神科沈政男醫師提醒我們,心理治療最基本的兩個動作是聆聽和同理。嚴格說起來,這應該是一件事,沒有同理的聆聽,其實不能夠叫做聆聽。沒有聆聽,溝通更不可能發生。可惜的是,我們的教育部長、許多家長和學校師長,都沒有學習過怎麼聆聽。當然,這是因為這門重要的課,從來不曾出現在任何版本的課綱裡。

我們現在非常需要彼此聆聽,這不只是專業心理工作者該做的事。也不只是教育部長、家長、老師和學生之間該彼此聆聽。就連一起抗爭的夥伴們,也需要彼此聆聽和同理。試著理解對方的處境,是不是有些情緒說不出來,有些想法掙扎著要不要表達。其實聆聽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就連專業心理工作者,都必須接受好多年的訓練才能上手,但是我想我們可以試著練習。

當然,許多年輕朋友目前仍留守在抗爭現場,時時刻刻都還在行動當中,十分忙碌,要大家要找時間靜下來彼此談話、聆聽,其實並不是太容易的事。在這個情況下,也許一起行動,會是最好的療癒。但我還是想雞婆的提醒,當我們在社運現場忙著對抗不正義的事,也要花些心思留意彼此相處的細節。我們每個人都背負著不同的生命史和歷程,因此每個人的狀態很不一樣。每一次聆聽,都像是重新學習一段不同的歷史,說的人或聽的人,都需要給彼此多一些些耐心和包容。尤其是在越是激烈的抗爭場合,越需要大量的聆聽和理解。這句話,尤其是對政府高官們說的。

在越是激烈的抗爭場合,越需要大量的聆聽和理解。這句話,尤其是對政府高官們說的。(記者廖振輝攝)

心理創傷的歷史和社會面向

老實說,心理工作者的專業訓練經常把焦點放在內在心理層面,並沒有教導我們該如何處理國家暴力造成的心理創傷。然而如果不了解壓迫主體的外在社會現實,很難做到同理的聆聽。這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顧及創傷事件的歷史和社會面向。主體創傷經驗,永遠嵌在特定的歷史脈絡和社會現實裡。

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我想特別舉跟這次課綱爭議密切相關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和日本皇軍慰安制度受害者(通常被叫做「慰安婦」,但這個詞其實是加害人使用的字眼,使用時應特別小心)的創傷經驗為例。大家應該可以想像,「白色恐怖」和「慰安婦」這兩個歷史名詞或範疇,完全無法涵蓋它們試圖籠罩的所有受害者的主體經驗。其中每個主體的受害經歷,或有類似交疊之處,但也都存在極高的異質性。在白色恐怖的情況裡,並不是冠以「冤假錯」案的形容,便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白色恐怖的創傷何以會延續好幾個世代。而慰安性奴役制度的恐怖,也不是在「慰安婦」前加上「被迫」二字,便可盡訴,在某些情況裡,甚至可能取消受害者尋求正義賠償的正當性。比方,少數「慰安婦」是曾經在風月場所工作的女子,就算她們明知到慰安所是為了從事性工作,甚至有的告訴歷史學者她們是「自願」前往,是否就足以說明她應該為自己遭到的非人待遇負責?

每一次暴力事件涉及的主體創傷經驗都是複雜多重的。就像經歷323行政院、723教育部國家暴力鎮壓的年輕朋友,每個人的經驗都是交疊又互異的。但是,國家政權造成的集體創傷,往往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政權、以及支持政權的社會氛圍,會運用無比強大的力量迫使受害者噤聲,避免與官方不符的故事版本被聽見。抹黑污蔑是常見的手法,讓受害者回到社會上、家庭裡,仍然被當成是罪犯,是不潔的、不守規矩的人。白色恐怖和慰安制度的受害者,在這樣的二度創傷環境中倖存了將近半個世紀,他們的故事要等待台灣民主化了,人權、性別的議題普遍受重視了,才終於有機會被聽見。光是要爭取這些創傷故事被聽見,都需要經歷好幾個世代抗爭和打壓。直到現在,台灣社會當中還是有人,因為僵化的意識形態和國族主義情感,不願意聆聽這些故事,理解她們和他們的遭遇。複雜的歷史真實,尤其國家(帝國)暴力造成的創傷歷史真實,很難逃脫政治操控,以致被簡化、被錯誤解讀的命運。我所學習到的歷史創傷療癒的重要關鍵,是讓複雜的、殊異的故事,有機會被說出來,被聽見。我希望,如今共同生活在當代台灣的你我,可以勇敢的一起著手做這件事。

每一次暴力事件涉及的主體創傷經驗都是複雜多重的。(記者劉信德攝)

給年輕人的話

有幾句話特別想對年輕人說。你們可能會覺得大人很虛偽,很孬種,寧可接受極權宰制而妥協,不願意扛起清算國家造成的各種不公不義的責任。我知道你們當中已經有人投入許多社運的場子,想要改變這個世界,拒絕把這種虛偽、欺騙當成常態,拒絕跟許多已經妥協的人一樣,一輩子過著得過且過,只顧追求自身利益的生活。我想說,這個任務艱巨,需要非常多人一起投入,而今,也真的有許多人站出來了。你們已經很勇敢,但是請千萬不要勇敢過了頭,做出讓愛你的人們傷心的事。

圖為反黑箱課綱學生與民眾4日晚間持續佔領教育部中庭。(記者朱沛雄攝)

給大人的話

對「大人」們,我想借用法屬馬丁尼克出身的精神科醫師,也是投入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革命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曾經說的話,來幫助思考我們的教育體制碰到的問題。法農常說,世界上最難治的心理疾病,是「正常病」(normopathie)。這種病,就是希望把所有的人塞進同一個模子裡,用同一套標準化規範來檢視每一個人的思想、行為和感受。最難醫的原因是,生這種病的人,通常都沒有病識感,而且強迫其他人都要追隨他。這恰好是我們的教育一直以來最被人詬病的地方。年輕人的定義,即是充滿理想性的人,他們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比我們這些「自願」被體制壓迫、以至於屈服的大人,敏感上千百倍。應該讓他們的理想和熱情,喚醒我們沈睡多年的正義感,消除我們對於權威的恐懼。也讓年輕人的抗爭,時時提醒我們自己手握權威的那一天,不要成為助長壓迫的工具。請不要幫助曾經讓年輕時的你受苦的權威,箝制你眼前活潑熱情,充滿抱負的年輕人。不要扼殺充滿夢想的心靈。

這次年輕人反課綱,其實是對由一堆生了「正常病」的大人們所主導的社會,提出的初步診斷。有沒有藥醫?有的,只需要停止逼迫年輕人認錯,虛心反躬自省,撤回課綱,打開真誠的溝通之門。

這次年輕人反課綱,其實是對由一堆生了「正常病」的大人們所主導的社會,提出的初步診斷。(記者王藝菘攝)

在此,也呼籲專業心理工作者和社工出面,協助這些充滿理想卻承受龐大壓力與挫折的年輕人,以及因為孩子熱心抗爭而焦慮心慌的父母們。

最後,我終於google到太陽這首歌的歌詞(台語),跟大家分享。當灰心喪志的時候,當悲傷擄獲你而無法自拔的時候,且讓我們一起唱這首歌,追憶太陽,成為太陽。

太陽

詞曲/鄭智仁

天頂暗迷濛 祇有暗淡的月光 太陽不見了 太陽在何方

太陽佇東方 烏雲遮著伊的光芒 太陽不見了 祇有昨瞑的月光

天邊一粒星 閃熠飛向黑暗瞑 太陽出來了 太陽佇東方

伊是盞明燈 永遠秣熄放光明 照亮了別人 歡喜撇走黑暗瞑

(美聲版教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aMTC3XXVo)

小記

730中午,從追蹤反課綱學生行動的李惠仁導演那裡聽說,教育部對學生的逮捕、提告,加上大林的走,令許多夥伴原本已經緊繃的情緒處於臨界點,已經十分掛念。然而當晚,正在趕研討會文章的我,只能緊盯著直播,擔心這些年輕人會像723晚上一樣,再次遭到霹靂警察動用高規格手法逮捕或驅離,逼迫絕望的學生採取更激烈的手段。結果無法寫作,也無法成眠。

只是到了現場才發現,事發不到一天,現場聚集的並非我想像的以反課綱北高盟為主的高中生群,而是一整排十幾部各家電視台的錄影機。對著新聞媒體錄影機講創傷療癒與哀悼,大概不只是無效,應該是一場荒謬劇吧?於是,第一時間,我婉拒了短講。然而稍晚,收到通知,媒體已離開,學生仍然希望我能跟大家談談。於是我接下麥克風,對著一群由大學生、上班族、老台獨、從外縣市趕來支持的民眾等組成的觀眾群,又在主持人臨場交代要唱歌的慌亂中,完全脫本演出。隔日,某芭樂小編催促我要整理短講的逐字稿。雖然很狐疑這短講內容是否如她所說的「可以救人」,我還是按照原本準備的綱要,以及現場臨時蹦出的字句,重組成此文本。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彭仁郁 用聆聽與行動療癒創傷:給反課綱運動同學及其他大人的一席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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