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投文化國小學童遭殺害事件，引起社會震撼，民眾希冀速審速決的呼聲再度高張。只是此案於將來司法審理，肯定在判死、判生間糾葛。
在此次隨機殺人事件裡，由於行為人於犯後，立即打電話給警局，致符合《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犯罪自首的要件。而因在2006年7月1日以後，關於自首的法律效果，由必減改為得減，故是否判死，法官仍有裁量空間。只是行兇者被逮捕後，直稱有幻聽、妄想或有情緒不穩等等狀況，就會涉及可否以精神障礙來免除一死的爭議。
在此次割喉案裡，由於行為人於犯後，立即打電話給警局，致符合《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犯罪自首的要件。（記者羅沛德攝）
若根據《刑法》第19條第1、2項，任何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必須造成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等欠缺或顯著降低之狀況，才能以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的理由，來不罰或減刑。而如果從此次事件的行為人，不僅觀察犯案現場多時，且選擇校園死角，即廁所行兇，甚至事後能主張自我權利來看，似無以精神抗辯來免死之理由。
惟於現今，為了避免爭議，在涉及死刑的案件裡，只要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表徵，檢察官即會送請精神鑑定，以來確定與防止被告動輒以精神障礙來規避死刑。但因偵查中的精神鑑定乃由檢方所主導，亦無讓鑑定報告有受詰問之機會，就必然會在正式審判時，遭到被告律師的質疑。尤其是精神鑑定並不像DNA鑑定般，具有接近百分之百的精確性，致仍帶有鑑定者的主觀，這又會使法官再委請精神醫師為鑑定。如2012年底所發生的台南割喉案，從第一審到第二審，送請精神與心理鑑定竟已超過十次，而在高等法院的無期徒刑判決遭撤銷發回更審後，此案恐會陷入不斷重行鑑定的夢魘。
更值關注的是，在我國已簽署的兩人權公約裡，雖未否定死刑的存在，卻已有最高法院判決引用聯合國在1984及2005年所相繼做出，即不得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之決議，來撤銷高等法院判決之例。這也象徵，下級法院即便判處死刑，但只要鑑定報告或判決書裡，有罹患精神疾病之判斷或有教化可能之字眼，就可能遭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不僅被告繼續在生與死間糾纏，被害人家屬也將繼續在暗夜中哭泣。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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