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1996），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1996）、楊鴻儒的研究介紹（1996）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2000）等。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2009）。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
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30830
戰爭與國家形成
現代國家對政治學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在現代國家這個框架與基礎上，才能建立諸如政體類型（regime types，如民主與獨裁）、政府體制（如內閣制與總統制）或者政黨等概念。不只是政治學者關注現代國家，對於統治者而言，現代化亦隱含著一個思路：當一個國家不夠「現代」時，則任何建立在現代國家之上的制度就會不夠穩固，進而影響政體、政府體制與政黨的運作。
政治學者Tilly（1992）認為現代國家的關鍵，即是國家對人民進行直接統治（direct rule）的能力，而非過往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形式──亦即在國家與人民之間需要一個統治階層，如地方領主或貴族，他們一方面協助國家統治人民，另一方面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換言之，實行間接統治的國家，會因為此一中介統治階級的存在，而無法深化統治能力，從人民身上搾取（extract）更多資源。
西伐利亞條約的確認儀式，象徵民族國家的開始。來源：wikipedia
刺激國家發展出直接統治能力的原因，即是戰爭。Tilly（1992）以戰爭解釋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近代歐洲國家的統治者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對外征戰抵禦外侮，同時也要對內鎮壓反抗統治的敵對勢力，由於長年的戰爭迫使統治者必須不斷投入人力與資本，因此統治者必須大幅改革統治方式，一方面用來汲取資源以支持戰爭之所需，另一方面是用來壓制反抗汲取資源的內部勢力。其結果是國家的統治能力大幅提升，排除了過去國家必須倚賴鄉紳或貴族間接統治人民的侷限，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制度直接統治人民，使國家得以打造國族（making nations）、建立軍隊（building army）與提高歲收（raising money）（Tilly, 1992）。一言之，戰爭、備戰與建國是相互影響，使現代國家誕生於歐洲（黃金麟，2009：3-7）。
蔣介石的戰爭與國家形成
戰爭雖然可以刺激國家建立現代而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戰爭卻也是兩面刃，能夠扮演摧毀國家的角色。如何在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的壓力下使國家現代化，一直是統治者所要思考與面對的挑戰。然而，後進國家卻有「後進優勢」（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亦即不用透過「試錯」（trial and error）的方式找出適合的現代化道路，而是可以師法先進國家的經驗，降低試錯所要付出的成本。即使是現代國家的誕生之處歐洲，它們經驗亦顯示，較晚興起的國家雖然要同時面對外部的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壓力，以及內部諸如工業化、都市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等變遷，但這些統治者可以對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進行學習，從中找出更多的工具與手段來汲取資源，包括諸如設立現代大學以訓練與提供科技、稅務與行政人才、建立汲取資源更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以及更為專業與現代化的軍隊等，以求在短期內適應與利用社會經濟變遷，在地緣政治競爭下求生存（Ertman, 1997）。
逃來台灣的蔣介石，歷經國共內戰的慘敗後，也有一個建立現代化中國的「中國夢」，但這個現代中國是建築在廣闊的中國領土上，築夢的前提是發動一場反攻復國的聖戰，從中國共產黨手中重奪中國的統治權。顯然，從失敗的經驗中痛定思痛，才能使失敗成為重新建國的資產（黃金麟，2009：121）。
1954年的蔣介石與蔣經國。來源：wikipedia
蔣介石（1953）在國民黨來台後舉行的第七次全代會上，歸納失敗的原因，包括思想1、國際外交的失敗、政治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失敗、教育上的失敗與軍事上的失敗等，來台後必須針對這些敗因進行改進。然而，國際因素顯然困擾著蔣介石，因為國民黨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不喜歡以他為首的政權，韓戰期間美國總在外交、美援與軍事上處處限制蔣介石反攻復國的企圖（張淑雅，2011）。不為美國所喜的處境，使蔣介石呼籲黨員要體認「革命建國艱險的前途與自力更生的決心」（1953：50）。
於是，與日本帝國軍人交手的經驗，以及這些帝國軍人在國共內戰中的表現，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日本帝國軍人就此走進「自由中國」現代化的舞台。蔣介石引進「白團」協助國民黨政府重建軍隊，並將後勤體制現代化。只不過諸如仲介日本軍人來台的岡村寧次（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前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等以降的日本帝國軍人，在二戰結束後皆因其侵華行為而受到審判或譴責，而具有戰犯的身分（林照真，1996；野島剛，2015）。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中國軍在日本帝國軍人兼戰犯的諄諄教誨下，逐步吸納了大和魂的精神，在台灣重建。
日本帝國軍人的協助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聘請二戰期間兵刃相向的敵人做教官，難免會受到中國軍官的抗拒。因此，1950年蔣介石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因為訓練不足使三軍無法相互配合，為了改進缺失，他試圖說服軍官接受日軍教育，並反覆強調需要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結合（野島剛，2015：411-418）。雖然美軍顧問團並不喜歡白團的存在與蔣介石偏愛白團的立場，但也默許這些日本帝國軍人的活動。直到1963年國民黨軍已完全按照美式編制，影響了白團教育方式，但蔣仍希望即使編制與裝備為美式，部隊也必須具有日式精神（中村祐悅，1996：122）。
蔣介石之所以偏愛日本帝國軍隊的訓練方式，並不僅是因為反攻復國的政策不受美國所喜2，而必須另闢途徑、自立自強，也包括蔣介石本人留日經驗的影響（野島剛，2015：32-93）。然而，其他的原因也包括蔣介石個人對西方教育與訓練的偏見，以及國民黨軍在台處境困窘的現實問題。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來源：wikipedia蔣認為以前雖曾聘請諸如德國、英國、美國與俄國等教官，但他們皆重視技術而忽視精神訓練，使下屬與部隊在脫離長官的監督後，就「陽奉陰違」、不負責任，使命令無法貫徹而成為烏合之眾（野島剛，2015：413-414）。蔣介石主觀認為西方教官不重視精神訓練，導因於西方官兵普遍具有科學常識，且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自由自動的意志」，而有負責任的精神，但這些條件是中國官兵所沒有的，因此聘請日本教官的用意，在於「惟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理，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林照真，1996：100-105；野島剛，2015：414-415）3。
二戰前中國陸軍向德國學習軍事現代化。來源：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除了精神訓練的需要外，蔣介石也受制於物資上的不足，而無法採用美式作戰。美式訓練是要求看到敵影就開槍，現代化的後勤體系足以支持部隊無限開火的作戰能力，但二戰中的日本因為物質短缺，故講求彈無虛發，以求每一份資源都能效用極大化，甚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犧牲肉身的方式捨命攻擊。劉進慶（2012）已然指出，國民黨政府在1956年以前的財政支出，有八成是用於國防上，他推論此後的中央歲出也以國防支出為主。然而即使支出如此之多，也無法負擔國民黨軍在作戰時能夠無限開火，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軍並未建立現代化的後勤體制。蔣介石逃來台灣的處境，使他無法採用美式的「強者兵法」，而偏愛日式的「弱者兵法」（戴國煇，1996）。
蔣介石為了讓國民黨軍習得「弱者兵法」，進行不少由日本帝國軍人主持或參與的訓練，本文根據中村祐悅（1996）的著作，將1968年白團成員全部撤離台灣之前所主持或參與的訓練項目，整理成下表：
此表不含建立國家戰時動員體制與演習操練的項目。另，圓山軍官團普通班數字與中村祐悅有所出入。本文將中村祐悅（1996：105-106）所提及的各期訓練人數相加總後，得到的人數是4061人，而非中村祐悅文中所寫的4056人（1996：106）
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是無可厚非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就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子蔣緯國也曾進入德國納粹陸軍進行實習。然而，對於曾在二戰期間慘烈對日作戰的中華民國而言，白團顯然是一段尷尬的歷史，甚至日本人野島剛也猶豫是否要揭露白團這段歷史，因為這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甚至涉及該怎麼詮釋這段歷史（史觀）的問題。有些作品認為，這些日本軍人試圖回報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以及自身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願意協助國民黨軍進行國共內戰，甚至來台貢獻所長。相較此一具有抱負卻讓個體差異性模糊甚至消失的論述，野島剛與台灣的文史工作者採用另一種觀點，從部分已揭露的日記與通信中，找出來台日本軍人的個人動機，其實不免與個人利益、戰後經濟窘迫，甚至因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的歧視而試圖另尋舞台有關。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台灣轉向發展型國家之前，是投入大量資源打造一個反共的戰時體制，甚至不惜與二戰期間蹂躪自己人民的敵人合作。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生命存續的關鍵，更是世界史上自由對抗專制的轉捩點」、「所有參戰官兵，都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尤其看到日軍摧殘自己家園、橫行國土，每個人心中都燃起強烈的殺敵意識，並願意以生命換取國家的安全」。來源：行政院政策影音站。
然而，今年（2015）是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舉辦不少活動予以紀念，凸顯對日抗戰有著反抗列強壓迫的道德基礎，是為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光榮的一頁。此外，世界各國在面對二戰歷史時，無可避免地要針對戰爭罪行與人權迫害進行檢視與譴責，中華民國也不例外。然而，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如果僅是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毋須任何道德基礎即可合作，那麼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又應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以及過往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聲明呢？
註解》
1.蔣介石澄清與再詮釋中華民國國父、美國公民中山樵（Nakayama Kikori）曾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蔣強調「三民主義絕無共產主義成分在內」（1953：3）。
2.美國需要蔣介石政權協助穩定東亞的情勢，在韓戰期間牽制中國東南沿海的部隊，使之不能投入朝鮮戰場，另一方面也需要蔣介石政權參與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圍堵政策。然而，美國的戰略及外交政策也因此與蔣介石發動戰爭的國策相抵觸，雙方對於美援如何運用上產生矛盾，美軍顧問團也對反攻國策抱持消極態度，甚或進行牽制，讓蔣介石深感挫折（張淑雅，2011）。
3.不過，國民黨政府來台後還是有聘顧西德現役或退役軍官來台協助建軍，長達十數年（1963-1975），是為「明德專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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