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報導有關台北市的文創園區每每因為租金高昂，讓小規模文創業者無力負擔、紛紛離開。舊台北市議會的空間利用，也傳出可能以音樂廳或旅館、商辦方式啟動營運，引發捐地家族不滿其違反「公益性」原則。過去往往以「文化」之名作為活化政府空間資產的理由，在BOT案執行上先不論其弊端疏漏，其形式也每每以開發主義為導向，「文化」成為百貨商城的怪異現象。針對此一現象，臺左維新期待有新的可能。
「舊台北市議會」的原址為清代地方士紳洪騰雲所捐建為「考棚行署」（科舉考場），使北部子弟免於往復台南府城的舟車勞頓，也為清光緒帝頒布「急公好義」牌坊紀念其義行。其捐地緣由乃與「公益性、公共性」具高度相關性。（資料照，記者簡榮豐攝）
「舊台北市議會」的原址為清代地方士紳洪騰雲所捐建為「考棚行署」（科舉考場），使北部子弟免於往復台南府城的舟車勞頓，也為清光緒帝頒布「急公好義」牌坊紀念其義行。其捐地緣由乃與「公益性、公共性」具高度相關性。該考棚因日治初期充為軍營，後改為知事官舍和高級職員宿舍所用，其公益性轉換為公務所用，逐漸喪失對人民和社會開放的空間性質。但其相鄰為洪騰雲宅邸「逸園」，常為台北瀛社活動交流之處，日後更發展為北部文化人的藝文交流空間。於戰後，該址則作為台北市議會使用；其前建物為1970年完成持續使用到1990年後，台北市議會搬遷到現址，舊址則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使用至2007年搬遷後停止使用。
市議會空間的轉型方向，從2003年時該址被納入「變更台北市中正區市議會舊址等行政區為文化觀光專用區計劃案」的都市計劃案中，並於2014年7月召開地上權招標（但流標），並預計規劃朝向「台北市交響樂音樂廳、旅館或商辦」等方向使用。其規劃引發家屬不滿，認為違背當初該家族捐地目的「公益性」。此一案突顯了一個關鍵面向是：政府的BOT案往往變成建商圖利開發的標的，而受益者從人民、國家縮減至建商的問題。
BOT制度設計，往往是因應政府經費不足、無力開發國有資產時，亟需引入民間資本來共同開發的解套方式。但BOT的實踐面卻常聽聞有綁標、官商勾結等弊端。一方面開發商則追求利潤極大化、使得空間設計多以百貨、商辦等商業性空間為規劃主軸，訴求成本回收；而地方政府常因財政匱乏致使，從訂約、設計、監督上每每讓步，形同將國產/市產「典當、賤價」給開發商進行開發。其所造成的弊端，往往是圖利開發商，但廣大的市民卻未必相同受惠。
再者，打著「文化觀光」或「文創」口號的文化園區規劃，其空間使用上並未好好地將園區原本的歷史意義加以呈現（如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而開發商為了回本空間多作「商業使用」並提高租金門檻，其有利於資本充足企業進駐，但資本有限的獨立創作者卻無法進駐（如「松山文創」）。如此商業導向的文化園區，往往給人「文創=大型百貨」、「文創=少數特定品牌」的印象，不僅其所創造的「文化意義」，無法與原建物歷史文化意義相結合；其資本化、消費取向，也使小規模、小資本的文化創意展現空間相當有限。空間「活化」了，文化卻消失了。
雖然「舊台北市議會」目前規劃朝向「文化觀光」發展，但從BOT制度的實踐來看，開發商在利潤極大化原則下，空間利用只會朝向商業性發展，文化歷史意涵成為次要。對人民來說，又是一個個高度重複、單一化的百貨商城而已，也使原本的公共、公益價值消失殆盡。（資料照，記者簡榮豐攝）
爬梳舊台北市議會歷史，從清代的考棚到日本時代的官舍與戰後的市議會空間，雖然性質從「公益性、公共性」轉變為「公務性質」，但議會作為人民殿堂的象徵，仍具有一定的公共價值。雖然目前規劃朝向「文化觀光」發展，但從BOT制度的實踐來看，開發商在利潤極大化原則下，空間利用只會朝向商業性發展，文化歷史意涵成為次要。對人民來說，又是一個個高度重複、單一化的百貨商城而已，也使原本的公共、公益價值消失殆盡。
我們希望政府單位不僅在BOT案執行時，不僅能為人民做好監督、看守國家資產的責任；也希望市政府能「公益性、公共性」原則，讓人民真實感受到「文化觀光」空間的意義。比如說：低價租賃給公民團體或非營利組織辦公空間，讓公民團體能降低經費成本，將資源用於社會改革；或打造為藝術表演空間，降低資本不足卻有十足創意的藝文團體的承租壓力等；或如捐地家族所言能成為博物館等文化空間等。要之，政府不該讓「開發主義、商業」成為公共空間的唯一價值，而是維護「公共性、公益性」，甚至開放空間讓人民進入、參與空間規劃和使用，是我們期待台北市政府能帶來新的改變與對人民開放的深切期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開放民進黨 :臺左維新 對人民開放：如何活化與利用舊台北市議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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