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琪
台大醫院院長余忠仁近日公開表態，支持在完善訓練與明確規範下，開放外籍照服員與護佐進入醫療體系，以減輕護理師負擔。這番發言之所以引發關注，並不只是來自醫學中心院長的個人意見，而是點出了台灣醫療制度長期迴避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在超高齡社會來臨之際，醫療照護人力的配置方式，已明顯跟不上現實需求。
台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後，醫療需求的成長不再是線性增加，而是呈現結構性轉變。慢性病、術後照護、長期住院與高齡病患比例快速攀升，醫療現場需要的不只是醫師與護理師的專業判斷，更需要大量、穩定、可持續的基礎照顧人力。然而，台灣的醫療人力制度，至今仍高度集中於少數專業角色，讓護理師在實務上被迫承擔大量非專業、但高度耗時的工作。
這正是護理人力流失與過勞問題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之一。當護理師除了專業照護外，還必須長時間投入病房清潔、病患餵食、移動協助等基礎照顧工作，其專業價值不僅被稀釋，也加速了職涯耗損。即便政府與醫院嘗試調薪、補助或改善排班，若人力分工本身沒有重構，改善效果終究有限。
從這個角度來看，引進外籍照服員或護佐，並非降低醫療品質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人力分工現代化的必要調整。歐美與日本早已將照護工作區分為多層次角色，讓不同訓練背景的人力，各自負責適合的工作內容。台灣反而長期陷入一種矛盾：一方面高喊專業分工，另一方面卻讓最稀缺的專業人力，長期消耗在非專業任務上。
反對聲音往往集中在兩個疑慮：一是品質，二是安全。但這樣的擔憂，若回到制度設計層次，其實並非無解。問題不在於人來自哪裡，而在於是否有清楚的訓練標準、工作範圍與監督機制。家庭聘僱的外籍看護早已在台灣社會普遍存在，若在醫院這樣高度制度化的場域，反而無法建立更嚴謹的訓練與管理，才是真正的制度矛盾。
台灣醫療政策長期將「外籍人力」視為例外，而非結構的一部分。製造業、營建業早已在制度上納入外籍移工，並逐步調整管理機制；醫療與長照體系卻仍停留在高度保守的討論階段，彷彿人力短缺只是短期現象，而非人口結構改變的必然結果。這種延遲，只會讓未來的調整成本更高。
若政府真心希望改善護理人力困境，引進外籍護佐必須搭配清楚的政策框架，而非零星試辦。第一，必須建立標準化的訓練與認證制度，明確界定護佐的工作範圍，避免角色模糊導致專業責任混淆。第二，應採取由醫療機構統一聘僱與管理的模式，而非將責任分散至個人或病患家庭，以確保勞動權益與醫療品質。
第三，語言與文化適應應被視為制度設計的一部分，而非阻擋改革的理由。透過工作場域導向的語言訓練、情境式教學與在職輔導，完全有可能將溝通風險降至可控範圍。事實上，許多外籍照護人力在家庭照顧中，早已展現高度適應力，問題在於制度是否願意承接這股人力，而非人力本身是否可行。
這項政策也關乎台灣如何看待醫療體系的永續性。若持續要求本國護理人力獨力承擔所有照護需求，卻不願調整制度分工，結果只會是更多人離開醫療現場。屆時，即使有再多病床、再先進設備，也無人可用。
外籍護佐的引進，不應被視為取代本國人力，而是補足長期被忽視的照護斷層。唯有讓護理師回到專業核心，讓基礎照顧有人分擔，醫療體系才能真正穩定運作。這不只是醫院管理問題，而是國家面對高齡化社會時，必須做出的制度選擇。
台灣的人力問題，已不再是是否會發生，而是何時全面浮現。醫療照護正是最先承壓的場域之一。台大醫院院長的呼籲，值得被視為一個政策轉彎的契機。政府若仍遲疑不前，付出的代價，終將由病患、家屬與第一線醫護共同承擔。真正成熟的政策，不是等待完美條件，而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及早布局。外籍護佐的制度化引進，正是台灣醫療體系無法再迴避的一步。
（作者為自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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