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奇峰
台北市的公宅規劃,且不論嗆聲的人如何偏頗、歧視,若不是有這些飽受剝削的勞動力維持城市的運作,台北的繁榮與房價如何能支撐得起來?而在另一方面,於配套未完備的情況下,高舉正義旗幟,取得道德高度,強力推動在台北大量興建社會住宅,就能夠成就大家念茲在茲的居住正義嗎?恐怕也未必。
香港的例子或許正可作為借鏡。其最著名,也最常為人稱道的公屋制度,被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遲緩,深受「住宅商品化」所苦的台灣,誤認為是居住正義的仙丹妙藥,還紛紛組團前往取經,然事實追根究柢,不過是為了安置維持社會運作所必需的勞動力不得不採取的措施罷了。
由於歷史與位置的特殊條件,香港可以化身為黑洞,不顧一切吸引金融與不動產投資,再搭配興建外觀新穎宏偉實質如同鳥籠的大規模公屋,安置維持社會運作所必需的勞動力,作為其都市持續發展的手段,至於所產生的外部性,就丟給勞動力充沛,土地資源豐富的中國鄉村來承擔。如此作法,台北可以學習?
強烈支持該儘速興建大量社會住宅的人或許會嗤之以鼻,認為依社會發展現況,北部地區有強烈的居住需求,大量的社會住宅是為了實現必要的居住正義,這樣的目的與香港公屋用來安置維持社會運作所必需之勞動力,目的完全不同,怎能相提並論。
然而,目的不同,結果卻一致,善意的政策,未必帶來善意的結果,癥結其實在於,若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透過土地稅制修正來減少低持有成本的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透過政策引導北、中、南、東各區域產業、人口、公共設施的均衡發展,讓抑制炒作與均衡發展逐步落實,來緩解「住宅商品化」的嚴重現象,大量興建社會住宅,只會鼓勵人才與勞動力持續往台北移動,直接影響是加劇區域間的不均衡,間接影響是北部都會區中的土地稀少性進一步帶動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最後的結果將與香港相同,社宅繼續蓋,房價創新高。
唯一不同的是,其產生的外部性、人口快速萎縮,就丟給中南部來承擔了。這樣的結果,到底保障了誰的居住權?實現了誰的居住正義?
(作者為台灣鐵道暨國土規劃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