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陳喬琪／殺人、教化與精神病理

陳喬琪／台北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隨著社會的多元與各樣文化的融入，台灣必須面對更多的挑戰與轉型，其中之一，就是反對死刑的浪潮風起雲湧。然而，正是社會處在如此不安定性的情況，殺人犯有年輕化的傾向，殺人的對象與殺人的手法，更是變得多樣與殘酷，這使得對於殺人犯的起訴、量刑與判決，似乎深深的困擾各級檢察官與法官。

毫無疑問的是，殺人是犯罪行為。犯罪的原因有許多理論，但是殺人犯一定要被逮補、起訴、從而繩之於法，否則社會將會大亂。殺人犯的量刑是法官的權責，所依據的是刑法第五十七條。其中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包括：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可能是晚近殺人犯有年輕化的傾向，加上簽署兩公約的影響，使得法官在量刑的時候會考慮「教化」的可能性。然而目前看來，以「能否教化」做為判決之基準，似乎引起了許多疑慮。

請繼續往下閱讀...

「教化」到底是什麼？在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三條（二○○五年九月廿三日修正）是說：「教化」受刑人，應本仁愛之觀念與同情之心理，了解其個別情況與需要，予以適當之矯正與輔導。看起來是監獄用語，所以各監獄都設有教化科，辦理收容人之教育與教誨，並兼施文康活動。職是，檢察官在起訴前或評估法官在量刑前，轉介評估「能否教化」的目的，就是協助各監所教化科在入獄受刑前的準備。准此，應該是每一位刑案的犯罪嫌疑犯，都必須接受「能否教化」的評估，檢視改過向善的潛力，而不是針對幾位年輕與殘酷的殺人犯而已。問題是，「教化」能否對於受刑人產生效果，迄今仍然是爭論（請參閱監察院二○一○年五月「監獄、看守所收容人處遇、超收及教化問題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殺人犯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與精神病理，是司法精神鑑定的工作，也是起訴與量刑的重要參考。這在刑法十九條也有清楚的揭示：犯罪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辨識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在司法精神醫學界的實務裡，精神障礙是指罹患嚴重的精神病，如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受到聽幻覺或被害妄想的影響而殺人；其他心智缺陷，通常是指重度以上智能不足者，無法判斷是非而殺人。

但是，司法單位對於精神障礙（常被簡稱為精障）與精神疾病的異同，常常無法釐清。譬如，已經定讞的台南某遊樂場方姓男童割喉命案的曾姓嫌犯，假如是罹患「精神疾病」，而非前述，嚴重的精神病或重度以上的智能不足，不應該以刑法十九條的規定，或是可以教化，而來減輕其刑。同樣的疑問是發生於二○一五年五月殺害北投女學童的凶手龔姓男子的一審判決，報導是說：「因他罹患思覺失調症，經專業治療可能會改善，並非無教化可能，判處無期徒刑」。假如龔姓凶手符合刑法十九條的規定，為何又要與教化牽扯呢？

筆者與同仁曾經探討判刑入獄服刑的殺人犯的精神病理，顯示他們有各種人格違常的特質，譬如自戀、孤僻、反社會、被虐或自虐，這樣的人格特質，或是焦慮、恐慌或情緒障礙，通常統稱為「精神疾病」。人格違常不屬於刑法十九條規定的精神障礙，乃司法精神醫學界的共識。譬如殺人犯抗辯說，小學的時候受到霸凌，導致個性孤僻，而引起無差別的殺人行為，這樣不能說是「精障」，更不可能舉證為「有教化的可能」，而免除極刑。

筆者建議，對於每一位刑案的嫌疑犯都要實施精神鑑定，包括精神檢查、心理衡鑑（智能與人格特質的評估），了解家庭背景、生活狀況、職業功能與社會功能，乃至於犯罪當時的精神狀態。至於「能否教化」，則是判刑定讞後，由監獄的專門人員評估與執行的工作。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是已開發國家的水準，這樣的醫療品質是社會安定的力量之一，也是讓世界各國同意，台灣是一個重視人權、有人道的文明國家。

不用抽 不用搶 現在用APP看新聞 保證天天中獎　 點我下載APP　 按我看活動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