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翔
時代力量黨團欲推出最低工資法，雖其立意良善，且加上近年諸多國外實證經驗，皆證實最低工資的提升有助經濟復甦；然而，最低工資究竟如何形成以及我國現況問題，仍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台灣過去基於政治、經濟等目的，對於工會運作和與雇主協商的權利採取壓抑的手段，另一方面又以勞基法幾乎取代勞資之間的勞動契約，這進一步地造成勞工失去自主管理、協商勞動條件的能力，因此每當遇到勞資爭議，勞工對抗的對象往往不是雇主，而是國家。但國家對勞資關係的介入，多半也只有在結束的那一刻，勞檢這種一時半刻的介入往往也於事無補，勞工無法仰賴工會的集體力量處理的結果，又惡性循環地需要國家介入。
回到最低工資法制，現行勞基法本身就有強制性，因此再訂一個強制性法令要求雇主落實其實是沒有意義的。真正的重點不在基本工資的數額和罰則，而是形成機制。如果有穩健的工會基礎，許多勞資議題，包含最低工資的形成多應交由勞資政三方協議。現行基本工資制度失敗的根本在於工會力量太弱，勞資代表篩選制度又似乎未能有足夠代表性，而且行政院、立法院有延宕、推翻委員會決議的權限，都是過往基本工資制度成效低落的主因。尤其是根本的勞資之間無法形成自治，這絕對不是將最低工資立法就能調整的，縱使今日通過最低工資二十六Ｋ，而受領二十六Ｋ以上的勞動者薪資依舊文風不動，對於提升整體勞動待遇並沒有真正的幫助。
因此筆者建議，要優先處理的其實是勞資自治能力的低落，請嘗試思考強化勞工的集體力量，賦予空間讓勞工回歸勞資關係的當事人；而最低工資立法，重點不在多少Ｋ和罰多重，而是如何篩選有代表性、合適的代理人來協商最低工資，才是日後扭轉台灣勞資關係的正途。
（作者為勞資關係協進會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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