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鈺雄／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會執行長

頂新無罪判決，引發「司法權僭越立法權」、「法官違法造法」的論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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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先釐清「罪」是什麼，就無從談「罪」刑法定、無「罪」推定和「依法」獨立審判。食安法的攙偽假冒罪，歷經多次修法，一○○年原第卅四條規定：有攙偽或假冒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二年整部食安法重編，食安刑罰條次改列為第四十九條，其第一項規定：「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即攙偽假冒）、第十款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即，將最重本刑從七年「大幅減輕」為三年（比普通竊盜還低，算是「謙抑」吧！惟後來的修法又提高），但同時「明白刪除」危害健康要件。反之，其餘食品犯罪仍維持七年徒刑及危害健康要件，改訂於第二項；致死或重傷者，另依第三項加重其刑。相較於舊法，立法者更進一步類型化，也據此區分了輕重效果。

立法理由 白紙黑字

為何立法者要明文刪除危害健康要件呢？當年立法院審查會共合併了七個提案，多數通過修正動議的理由如下：攙偽假冒「係惡性重大之行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以上立法史料完整載明於立法院公報（102/38），白紙黑字，一翻兩瞪眼。

然而，頂新判決，撇開標示不實、詐欺罪的疑點不談，專就攙偽假冒罪言，最主要的無罪理由，卻是法官自行加上已被立法刪除的舊法要件，進而認為檢察官無法證明頂新油品已危害健康。說得白話些，頂新案法官堅持要適用已失效的舊法，也因此招來「你修你的法、我判我的案」（吳典蓉語）的藐視立法訾議。但團團疑惑，不僅止於此。只略提三點：

首先，彰院遲至宣判（11/27）後的第五天（12/2）始公告判決書，這不該是重大矚目案件的ＳＯＰ，因此備受批評，外界也無從辨別有無宣判後才「突襲」的判決理由。五日期間質疑排山倒海，彰院雖連發三次新聞稿（11/27、11/29、11/30），除審判獨立、無罪推定、舉證責任等宣言外，特別強調「食安法既未規範食用油原料之來源，對於刑事法律無明文處罰之行為（？），自無從據以論罪科刑」，但新聞稿對後來出爐判決書「攙偽假冒罪應依目的性限縮，加入危害健康要件」的關鍵無罪理由，反而隻字未提。新聞稿總不可能打假球，但會不會是「暴投」呢？

其次，法官雖「拒絕服膺立法者意志」（劉文仕語），但厚厚一本判決書中，卻隻字未提上開一○二年關鍵的立法理由及史料，顯有判決理由不備的瑕疵。其唯一引用的立法院公報，是六十四年第一版食安（衛）法的會議紀錄（64/4），郢書燕說，竟然跳過一○二年修正理由就導出：無論依「立法解釋」或「立法目的」，客觀上有危害人體生命、身體、健康之虞者，始得論以攙偽假冒罪。這是一時大意，誤把「頂新辯護狀」當成法院判決書？還是指鹿為馬呢？立法意旨果真是「馬」，那麼，黃越宏社長應該改去告發立法院偽造公報文書吧？

目的限縮 無中生有

最後是法官透過所謂「目的性限縮」，把被刪除的舊法要件當成新法適用，以正當化無罪結果。但查閱法學方法文獻（Larenz、Canaris、Neuner、Zippelius...），卻找不到「法官可以違反立法者意旨來目的性限縮」的任何論據，遑論還是被明白刪除的舊法要件。相反地，法學方法論者皆再三強調：目的性限縮（teleologische Reduktion）僅是用來填補「法律漏洞」（法律違反規範計畫的不完整性）的方法，在立法者明示反對的情況，既不存在有「漏洞」，亦無以目的解釋填補的餘地。本來，目的性限縮就應先探究「立法目的」，而非濫用來正當化「法官目的」。此外，縱使存在「法政策錯誤」（有嗎？），在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憲政秩序下，亦僅能經由立法者多數決制定新法來修正，法官並無「違背法律」（contra legem）的造法餘地，否則，司法權即僭越了立法權。法官依法僅能於量刑減輕，至若法律有違憲之虞者，則應循釋憲的正途解決。

簡單說，法官連系爭立法理由也不提，就逕行推翻了立法明文意旨。頂新判決的啟示錄，莫非是：台灣司法權已陷入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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