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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竹上
教育部昨日公告大學各系所註冊率，包括台大在內多所博士班掛零，這可能是台大自日本時代設立以來的頭一遭。年輕世代不願深造，多數人歸因於少子化，導致年輕博士畢業即失業，卻未同時挑戰讓問題雪上加霜的「雙薪教授」：亦即由教育部長以降之軍公教退休人員轉任之大學教授。這二千多個職缺未能釋出給年輕世代，若依照教育部的生師比換算，等於抵銷了六萬多個學生，使高教危機由颱風惡化為海嘯。
筆者曾建議增訂大學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大學教師之聘任，應本世代傳承及人力創新原則，就已退休人員，應以兼任教師聘任之；已退休人員已受聘擔任專任教師者，應於本法修正後三年內逐年調整，並由教育部追蹤及納入相關評鑑暨補助之參考。」期能因此逐年釋出職缺，可惜乏人問津。
進步國家中良性的政策競爭，通常在左派與右派等不同價值觀點之間，但台灣近十年來面臨的卻是世代間的爭奪：雙薪教授只是冰山一角，各類高階公職月薪、月退動輒為青年工作世代的數倍，並且動搖國家財政，侵蝕未來希望。追求幸福、逐夢成家原是人類的本能，超低生育率是嚴重世代剝削的結果，不是拿來合理化最高學府註冊率掛零的藉口。
為了支撐上一世代特定族群的優渥，如今許多青年世代（包括歸國學子）被迫要西進中國謀求出路，回想三百多年前漢人移民漂洋來台，這趟回頭路，實在既無奈又諷刺。政府面對雙薪教授時說無法可管，面對軍公教年金則說信賴保護，此情此景，不出十年，世代對立必將浮上檯面；屆時，或許我們都會懷念國中公民課本教過的一句話：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作者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