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有爭執的雙方，各讓一步，促成對峙的停止。和解的進行，按照人類群居的自然本性，通常是同心圓的概念，也就是由周遭最親近的開始，而後逐步擴展到較疏遠的外人。鮮少有放著自家內部征戰惡化不處理，卻標榜致力對外和平止戈，而能取信於眾者。
這個檢測方法，國際通用。例如全球政治人物都心嚮往之的諾貝爾和平獎，其篩選的標準，同樣內重於外，有內才有外。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金恩，爭取實踐人生而平等，一生為黑人人權奮鬥。南非的聖公會大主教屠圖，是該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還有曼德拉與戴克拉克兩位總統，三人被推崇的理由，都是推動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實現多元族群民主以及種族和解。在亞洲，達賴喇嘛被表彰的是為西藏自由而努力，力主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即使是推行陽光政策的金大中，出身也是朴正熙、全斗煥獨裁政權時期的民主鬥士，遭判處死刑也不放棄。至於緬甸的翁山蘇姬面對軍政府的周旋，更不在話下。
從這些例證，可以歸結出民主、人權、不服從、非暴力，才是和平的真諦，方為值得給予殊榮的普世價值；同時這些人士都以面對內部問題的解決為優先，甚至窮盡一生的力量，因而也構成了其在國內的地位與聲望，這也是進一步得以邁向國際的根本基礎。如果在國內遂行少數決策、睥睨朝野對話、壓迫民主抗爭，民調低到不像話，這種權力者汲汲營營去找強權握手，宣稱是為了和平，這是在玷汙和平的神聖性。
因此，檢驗一名政客的和解信念，應該就其如何消弭國內對立、增進國家團結的具體作為，來打分數。對於台灣來說，一九九六年總統民選之前，國內兩大主要政黨的歷史背景迥然不同，國民黨是曾經實施戒嚴統治長達三十八年的專制政黨，民進黨則是多年黨外民主抗爭人權受迫的反對政黨；李登輝做為過渡與轉承者，在其任內進一步開展民主化的進程，使得國民黨得以延長執政。
二○○○年之後的這十五年，兩大黨先後都做為執政黨，基本上全是政黨焦土鬥爭的格局。民進黨八年企圖以少數政府貫徹意志，於是施政動彈不得；近七年則是國民黨以一黨獨大格局，立意返復到威權時代的遂行方便，終致爆發公民運動。對立，幾乎成為政治的同義詞；和解，遠離台灣已經久矣。
馬英九，被台北市長稱為是「大家的共業」，或許，公平一點講，曾被大家選出來的總統，也都是大家的共業。還剩下幾個月任期的馬先生，這個時刻仍幹出不惜排除全民同意，也要去圖一己一黨的謀算，看來是不必寄望他會幡然反悟了。那麼大家面對這個共業，可不是無奈忍受與承擔，而是必須經由既有的民主制度與遊戲規則，來進行歷史清點與總結帳，才可能開啟國民大和解的新頁。
二○一六年二月的新國會，以及五月就職的新總統，是誰？哪些政黨組成？不是關鍵，重要的是他們要做什麼？才是要緊。和解，需要共識，包括內部共識與外部共識，絕非理所當然，就是因為百般稀有與困難，才會成為一種政治標竿，國際要設獎項來加以褒揚。從各國的經驗，和解前，必是求真相，也就是要是非，不再和稀泥，這是打開和解的鑰匙，而後才有寬容的可能，也才能警告後繼者不得再重蹈覆轍、蒙蔽人民、背棄職責。因此，面對兩黨都有份的既有錯誤，新國會與新政府必須終結共業，重新開始，追求不再回頭的台灣共識。
沒有台灣和解，不可能侈言兩岸和解，有的只是兩岸交易。假和解、真交易的個人與政黨，只會被流水般的民意，淹沒於歷史洪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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