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九月一日下午,台北街頭秋陽炙熱,將近一萬人參與「反媒體巨獸」遊行,這個示威衝著「旺中」而來。隊伍中八、九成是青年學生,情緒高昂,但多數可能初次上街頭;指揮車少了點,喊口號的時間不多,劇場效果不強。這是正在興起的新運動世代。如果你仔細觀察當天帶隊、指揮的年輕人,會發現他們之中許多人在一年半以後的「太陽花佔領運動」中擔任了要角。
當天隊伍最後面是台聯、傳統台獨等團體。現場有老年人散發「台灣國」傳單,號召群眾參加在凱道的第八屆「九○八台灣國升旗」典禮。這支殿後的隊伍鑼鼓喧天,演說激昂鏗鏘,成員多是中老年長者;但他們似乎並沒有吸引太多年輕人注目。
年輕人訴求「反壟斷」、「言論自由」、「媒體自主」,最有意思的標語是「你好大,我不怕」。「反中國因素」雖然也在訴求之列,但不是最搶眼的口號。間隔三、四十歲的兩個抗爭世代,無論物質條件、政治體驗、教養背景,都有巨大差異,眼看著,就要在歷史軌跡中錯身而過。但是,歷史之神卻在二○○八年之後,讓這兩代抗爭者綿密互動,並在歷史關鍵點上,共同爭取民主與獨立。
過去幾年,參與政運的年輕世代,興起一股「復古風」,研究生帶領大學生訪談老台獨革命者史明,呵護國寶般圍攏在他身邊,幫他出訪談錄、回憶錄,而使命感強烈的史明,以老邁之軀,孜孜不倦穿梭、現身於年輕人運動現場。跟史明有關的獨台會案,也有學生拍攝《末代叛亂犯》,訪談當年民主運動者。年輕人透過拍紀錄片、訪談、文藝創作,爬梳他們未曾親身經歷過的專制年代,重新認識歷史人物,追尋屬於他們的身分認同。鄭南榕作為抗爭偶像,也在這個脈絡中被凸顯。短短幾年的青年政治運動,讓台獨快速去污名化,「自然獨」生猛現身,使用新穎的語言,直衝統派論調。台獨不再是需要解釋、遮遮掩掩的理念。史明熱、鄭南榕熱、青春化的台獨理念、抗爭者的創意轉化,讓台獨運動進入了新的境界。
抗爭者如此,一般年輕民眾呢?他們對台獨的支持度,是否也在增加?從最近幾年的研究可以得到證實。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二○一一年,青年世代(20-34歲)中支持台獨者有四十三%,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35-49歲)為四十二%;中老年人(50歲以上)則是高於平均值的四十五%。到了二○一二年,情況有點改變,青年世代台獨支持率升高到四十六%,高於平均值;對比之下,壯年世代是低於平均值的卅九%,比前一年低三%;而中老年人則是四十四%,也比前一年低,但仍高於平均值。二○一三年,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增為四十九%;壯年世代為四十二%,比前一年稍高;中老年人則降至四十三%,低於平均值。二○一四年(實際調查在二○一五年初),經過太陽花運動與九合一選舉,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大幅上升,增至五十六%,比平均值高了十%;壯年世代也升為四十六%;但中老年人則持續降低到四十一%。
從這四年間的調查數字,可清晰看到幾個變化。第一,台獨支持率總體而言有升高態勢,但速度相對緩慢。第二,壯年世代的百分比與總體分佈很接近。第三,中老年人則呈相反方向變化,對台獨的支持率連年降低。第四,青年世代對台獨的支持度,逐年上升,以二○一三到一四年的攀升最為顯著。支持台獨不再以中老年人為主力,而是年輕人的新潮現象。
年輕人傾向台獨,一方面是幾十年來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的結果。另一方面,二○○八年之後國民黨的政策,如修改課綱、政策過度傾中、兩岸權貴政商的掛鉤與貪婪等,都在為北京的中國國族主義幫倒忙。太陽花運動讓急切傾中的馬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徹底質疑。「統一」作為台灣國家前途的選項,已經成為絕對少數,二○一四年的調查顯示,只有十六.五%的人選擇統一,而在青年世代中只有七.三%的支持度;同一年,青年世代認同「台灣人」高達八十四.一%,認同「中國人」只有三.四%,雙重認同者十二.○%。統派如此單薄的民意,為何在政治上依然高調?因為它背後有個崛起的新中華帝國在支撐。除了國族信仰,與北京「同屬一中」的論調唱和,也是有利可圖的政治交易。
所謂「自然獨」,其實並不自然,它是幾股歷史力量交錯的結果,其中,人的主體意識、能動性至關緊要。國共兩黨愈是焦躁急統,愈是增強台獨運動的力道。但是,北京政權依循它的帝國傾向,對「中國人認同」即將在台灣消逝坐立難安,所以,弔詭地讓自己落入難以自拔的台獨同路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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