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淑玲／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

前台籍「慰安婦」議題在這次課綱微調事件中，因「被迫與否」之爭論，不僅引發極大的社會對立，甚至淪為不同黨派或立場之間，彼此攻訐抨擊的手段，讓「慰安婦」受到很大的傷害。身為台灣長期從事「慰安婦」人權運動的唯一團體，我們對此感到萬分遺憾。從一九九二年政府成立跨部會小組，投入台籍「慰安婦」的對日求償聲援及生活照顧津貼的提供，到二○○八年立法院跨黨派三讀通過「台灣『慰安婦』決議文」，支持台灣「慰安婦」，二十四年以來，「慰安婦」一直都是一個超越黨派的議題。也因此，我們呼籲各政黨不要再消費「慰安婦」，更期待從這次課綱事件中，台灣社會有機會超越統獨爭議及國族主義，重視婦女受壓迫之歷史，重新從人權的角度來定位「慰安婦」議題。

 圖為「慰安婦招募Comfort Women Wanted」國際女性人權特展，仿照重建當年日軍慰安所裡的小房間。 （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從國族、階級與性別談「慰安婦」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政府設置慰安所，不計其數的亞洲女性透過詐騙、販運、強制等手段，被迫提供性服務，不僅行動自由被限制，無法返鄉，許多人更死於異鄉的戰地。「慰安婦」制度被視為是違反人道罪，是一種對女性的性剝削、性暴力與性別壓迫的制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早已於一九九五年將「慰安婦」定位為「軍事性奴隸」之被害人，台灣卻仍不斷在爭論「被迫」或「自願」。我們在此想提出一個觀點，「慰安婦」議題必須從國族、階級與性別這三個交織的結構性壓迫來檢視，將「慰安婦」制度的產生以及對受害者的迫害放入歷史脈絡中討論。唯有從這樣的角度，才能理解「慰安婦」對日本政府訴訟、要求賠償與道歉、平復名譽，二十年持續進行的運動，對於近代女性人權進展與國際對戰爭性暴力的制裁發揮重要影響，也才能體會「慰安婦」對國際女性人權的貢獻。認識「慰安婦」歷史的重要性，在於她們不但是二次大戰女性人權受迫的象徵，更是發動近代國際人權運動的重要推手。台灣與韓國等國的「慰安婦」倖存者，以其餘生力抗日本政府，就是為了喚醒世人，防杜性奴隸制度再度發生。認識她們不屈不撓的奮鬥，如何影響國際社會對戰爭性暴力犯罪的反省，才是教育的目標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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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缺乏上述觀點，「慰安婦」議題在台灣就會一直陷入她們是「自願」或「被迫」的爭端，並引發政黨相互攻訐，有人爭論軍中樂園一樣是「慰安婦」制度，有的趁機炒作國族主義，進行政治操作。強大的國族主義，讓韓國阿嬤們擁有全國各政黨與民眾團結一致的支持；統獨之爭與國家認同問題，讓「慰安婦」們無法在台灣擁有同樣強大的民眾支持力量。許多人無法從階級與性別壓迫的觀念或女性人權的脈絡去理解「慰安婦」議題，國族主義的論述，在台灣反而成為分化民眾、政治動員的利器。課綱爭議雙方，始終在國族主義與「慰安婦」動機的枝節上打轉，而「被迫」兩字亦過度簡化了這個議題的多元及複雜度，不僅把被害人推入被迫或自願與否的「動機論」爭論中，更讓這個議題在台灣社會缺乏了被多面向理解的機會。所以，我們呼籲課綱將「婦女被迫做『慰安婦』的文字」，改為「慰安婦與戰爭性奴隸制度」，方能反映「慰安婦」制度及戰爭帶給婦女的傷害。

從二○○一年的小林善紀「台灣論」，到這次的課綱爭議，無意義爭端持續二十年。小林煽動了國族主義，許多政治人物亦無法理解這是階級、性別和女性受壓迫議題。我們深切期待，高中歷史課綱對於「慰安婦」係為戰爭中性剝削與性暴力之受害者，能有更全面性的闡述，以符合自由民主社會讓學生更具人權與女權概念的教育目標。另一方面，在這次課綱微調抗爭事件稍見和緩的當下，我們也呼籲各政黨能放下成見，讓「慰安婦」的論述與史實可以回歸到女性人權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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