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最大政治權力卻在面對挑戰時無計可施，馬英九政權的成員與扈從們現在一定很沮喪，否則不會淪落到由「國師」投書指控：「太陽花學運或反課綱團體的占據官署，都破壞了多數決所建構的政治穩定性、包容性與期待性。」的地步，因為過去七年多，這個泛統治集團向來以為選上了就等於取得「空白授權」，可以在支票上畫得不亦樂乎，他們是沒有閒工夫去寫報紙的。
圖為反黑箱課綱的學生高喊退回黑箱課綱等口號。（資料照，記者張嘉明攝）
「二○一二年，超過一三○○萬選民投票，獲得過半得票的政府，取得了施政正當性，但這個政府，卻被三○人、數百人或數十萬人以『不民主』、『黑箱』為由，否定其正當性。」恐怕是這個即將在九個月後結束任期的政府，當今最直白的心聲，這也是該等將「過半」與「空白授權」畫上等號的證據。然即使公民同意授權主持國政，政府也應該瞭解空白授權禁止原則，也就是必須遵守授權明確性原則，所有行事必須在明確的授權目的、內容、範圍之內，才能夠被允許。
因此，這些年來，事實絕不是「所有用來癱瘓二○一二民選政府的理由，是不是可以拿來癱瘓二○一六選出的民選政府？」而是剛好顛倒過來的因果關聯；「一旦我們打破了民主尊重、破壞了民主精神，也同時打開了一個不可知的政治潘朵拉盒」，正是對這個政府最精準的描述。
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即使尚很稚嫩、不夠完美，但是已經逐步實踐出彼此可以共守的憲政體制與正當程序，不容民選政府可以重新打開威權的潘朵拉。同樣的，如果二○一六選出的民選政府也以為它自此取得了「空白授權」，那麼現在所有用來癱瘓二○一二民選政府的理由，確實有可能被用在新政府身上，這答案是肯定的。
馬政權的不合憲、不守法，遭到抗議後，卻不願坦然認錯，也反映在他們把自我糾錯當作權宜之計，而不是最起碼的調整改正上。類似的法西斯心態，似乎在若干事例上隱然可現。其一是，已經在上週宣布要對學生全面撤告的教育部長吳思華，拖到昨天已經超過五天，才由教育部秘書處處長親自到北檢開庭，當庭口頭向檢察官表示撤告。先前一紙撤告狀出教育部的大門都需要經過這麼久的內部流程，同理事涉廣大學生受教權的課綱調整，怎麼可以輕率地由外部的十個人以臨時動議就中途翻改原應使用六年的課綱呢？
教育部對撤告的心不甘情不願，以及面對侵犯三名記者的新聞自由與工作權的刻意迴避，有第二個類似的例子，就是台北市警方早在上週就將移送書送達了承辦檢察官，案由是教育部提告的侵入住宅、毀損公物兩罪，均屬於告訴乃論之罪，效率好得不得了；但是台北市政府的七二三專案小組從七月底調查到現在，記者、學生、警察三個程序，卻還有兩個程序尚未完成調查，換言之，市長認為由於闖入教育部的現場情形尚未完整釐清，於是警方到場逮捕三十三人，包括三名記者，並限制通訊的作為，因而無法做出進一步的行政懲處，這樣不對稱的效率，很難不讓人想問：是市府效率不如市警局？還是箇中標示了價值判斷與選擇？對於市府來說，警察濫權並不是那麼嚴重的事，所以拖一拖，看風頭過了，大家會不會忘記？
轉型正義能不能成功，很重要的關鍵在於社會群體是否善忘，歸納古今各國的經驗：加害者通常多是有權者；有權者總希望無權者不要計較其為意志貫徹所施加的暴力。於是，維護權力者指控反抗就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企圖混淆在民主社會，事實上有力氣與工具打開潘朵拉盒子，讓魔鬼跑出來的，只有權力者。就這點而言，正告台上的這些官爺們：「我們是不會忘記的」，顯有極大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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