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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朔
兩外國好東西 台灣就抄錯了
橘和枳是相似但卻不同的植物，橘可食，枳則苦澀，只能入藥。古人因為誤認，遂將兩者混為一談，但卻因而誤打誤撞，碰對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橘踰淮而成枳」，意思是說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風土，物種和制度不能隨便抄襲，抄襲不當，好東西也會變成壞東西！近年來，台灣就抄錯了兩個外國的好東西，一個是ＢＯＴ，另一個則是文創。
對近代西方思想變化有理解的都當知道，從一九五○年代起，西方的放任學派即開始集合、鼓吹一種新的保守思想。他們認為政府有為惡的可能性，政府辦事必然較差，浪費且無效率，所以政府要小，政府的角色應盡量過渡給民間的公司和法人。這種保守哲學，在一九七○年代末到一九八○年代初，終於成熟，在英國柴契爾及美國雷根手中成為主流，於是政府開放讓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遂成為潮流，ＢＯＴ這種模式因而出現，著名的英法海底隧道就是ＢＯＴ的範例。
西方ＢＯＴ案 繫於公開透明
ＢＯＴ這種模式在西方可以運作，繫於西方有幾個重要條件。它們的民主已到了公開透明的程度，從ＢＯＴ的設定，廠商的選擇，都沒有重大紕漏，民主監督也較完善。其次則是它們的廠商，也比較重視產業倫理和紀律，不太會官商勾串。另外則是ＢＯＴ乃是嚴肅的契約行為，權利義務都詳細規定，沒有玩法弄權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它運作良好，官商民彼此有互信及公信，不至於淪為政治鬥爭的場域，永遠吵鬧不休。ＢＯＴ這種模式在西方出現後，台灣的產官學也大力鼓吹，於是很快就進入台灣的ＢＯＴ年代。
除了ＢＯＴ這種模式外，人們也應知道，近代從一九八○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初，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大眾消費開始更上層樓，走向全球化。由於信息更加流動，競爭也更加激烈，所以「創新經濟」、「知識經濟」、「創意產業」這些名詞也成了時尚，由於新型態的消費強調「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文化創意經濟」遂開始流行，這種文化創意產業，最先以美英等文化大國為主，但到了後來，北歐四小國及南韓也崛起。文化創意產業的範圍極廣，南韓的成衣設計製造、影視娛樂產業，北歐的軟體產業、飲食產業，甚至日本的動漫產業都在其中。
頂著文創之名 掛羊頭賣狗肉
在文化創意產業已成了新時尚的時代，這個名詞在台灣當然也朗朗上口起來，但很遺憾的是，台灣並沒有因此形成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及具體的做法，於是文化創意產業就糊里糊塗成了一個大雜燴，頂著文創之名，旅館、商圈、賣場，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文創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產業。於是ＢＯＴ加文創，遂成了台灣最大的惡夢。它暴露出台灣其實並沒有創造性的階級，但卻有個龐大的抄襲階級。最近台灣鬧烘烘的ＢＯＴ及文創鬧劇，就是場荒唐劇！ＢＯＴ和文創是兩個照妖鏡，台灣政府及財團的妖術盡現無遺。
閉門搞大巨蛋 官商民反三輸
台灣的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雖然長期壟斷政治，但距離現代治理的透明及民主監督仍極為遙遠。它仍喜歡基於統治的方便，一切都在黑箱裡喬事情。以前政府獨力辦理公共及公用工程，雖然會有效率問題，但政府主辦，冤有頭債有主，至少它還有責任的壓力，可能會被究責，但有了ＢＯＴ之後，官商相混，政府本來就不是有很多的責任意識，也被大幅稀釋。從ＢＯＴ目標之設定，廠商的資格限制、審議和簽約，以及契約的修改，每個環節都「有懈可擊」。在台北市鬧區搞個大巨蛋，它從最初就可能犯了錯；而且這個基地上興建量體如此巨大的體育館場，這可能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大營造商所能負得起的責任。因此我認為，台北大巨蛋如果在立案之初就找國際公司評估，而後尋找運動館場的國際專業建商，它們對動線、安全、規劃一定會有比較妥當的安排，而不像台北，自己閉門造車、黑箱議約，暗處喬事，最後喬出個千瘡百孔的大壞蛋。台北的這幾個ＢＯＴ，目標設定錯亂，最後是政府反而賠了大錢，後患也無窮，本來是想官商民三贏的，最後反而可能是三者全輸。一個國家在引進別國的制度及做法時，一定要警覺到各國的風土不同，在別國有效的制度，但到了自己國家就會完全走樣。台灣的官僚專制早已成了政治的基因，一切事情都拒絕公開被監督。馬郝兩人就是喬事情已成習慣的人。台北市的ＢＯＴ留下個爛攤子，政府的公權力只對廠商有利，他們「合法但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特性，就是官僚習性。
至於文創產業，同樣也是本糊塗帳。台灣的產官學很擅長於對外國流行名詞的抄襲，但對正確的做法卻無興趣，於是到了最後，「文創」之名遂被精明的商人所佔用，「文創」和「文創園區」就是商場、旅館，以及各種商辦。中國有個術語，所謂的「文創」，就是「文化搭台，商人唱戲」，它乃是以文化為名的商業，台灣的文創，就是這種「假文創」。「假文創」加上ＢＯＴ，兩個問題相加，最重要的契約行為才亂成一團，甚至柯文哲自己也會做出違反契約行為的事。
所以台北市的ＢＯＴ和文創鬧成一片，它提醒了我們，對外國的口號不要隨便抄襲，ＢＯＴ和文創乃是兩面照妖鏡，台灣政治和商人習性的不良，全都現了原形！
（作者南方朔，文化評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