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建文
醫療疏失的根源大多在制度系統而非個人，是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的重要理論基礎。這些根本問題包括醫療制度的設計不當，醫師沒有納入勞基法所導致的超時過勞執業，以及健保給付護理費用過低，造成過低的護病比。
另一個重要理論根據，在於臨床醫療上的高度個人差異性與不確定性，造成許多可預期卻無法避免的醫療副作用。因此北歐、紐西蘭、法國與美國部分地區，就實施了不責難補償制度：透過互助的精神，由全國人民繳納的保險金，或由國家支出，來給予個人遭遇醫療風險時的救濟措施。
北歐國家在社會民主政體之下，國民經濟均等，福利制度良好，社會凝聚力高，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舉世聞名。人民崇尚平等主義與團體主義，充滿了包容、滿足、善良、誠實與合群的美德。因此在實施多年的不責難補償制度之後，成功地大幅減少醫療訴訟的案件，省下的訴訟社會成本遠高於補償制度所支付的金額。
遺憾的是當初台灣推動者所嚮往的北歐烏托邦制度，經過各界討論之後，就變成了充滿責難精神的台灣版本。在奉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架構下，「異類」的台灣健保福利制度，被消費者團體視為消費產品，要求在沒有辦法證明有過失的補償事件中，醫師還必須負擔百分之一百的補償費用。參與討論的醫師公會，竟然也發出了公文建議醫界分擔上限以卅％為限。我們把一個互助合作精神的立法，搞到充滿了責難與不信任的拼裝車制度。
若這個法案通過以後，可以預期醫療糾紛不會減少，事故真相難以釐清；更重要的是，衛福部把自己的責任轉嫁給醫療機構之後，會繼續拖延真正能夠解決醫療根本問題（健保制度）的改革。
要實施符合公平正義的不責難補償制度之前，我們必須先有公平的賦稅制度以凝聚人民，共同來創造出經濟平等與互助合作的社會。否則，目前拼裝車式的政院版本，反而是讓重症科別立即一槍斃命的催命符。
（作者為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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