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昨天上媒體提出一個大哉問，他不解：「現在社會氛圍把馬總統講得無能又差，但是他有這麼差嗎？」眾所周知，若沒有金先生這位「造王者」，恐怕就沒有馬市長、馬主席與今天的馬總統；大家也知道，如果不是馬先生，金先生並沒有條件成為金副市長、金代表甚至金秘書長。國民黨二度執政的這八年，留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最大教訓就是「內室政治」的遺害，這個負面示範應該視為最真實的治國教材，足供今後所有繼任者借鑑。
總統馬英九（前右）、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後左）。（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已經離開公職的金溥聰，由於曾從事與聞機密業務的敏感職務，出國與工作仍須受到法令的管制，因此目前並不能算是完全的一介平民，他在卸任後不思反省的高調言行，再次提醒國人如何強化人事任命與同意權的重要性，自有其建設性作用。這點不論是改推「權責相符的內閣制」的國民黨或是認為「內閣制沒有存在空間」的民進黨，都應該告訴大家如果有機會執政要以什麼方法來避免重蹈「內室政治」的覆轍。
最近被議員揭露在北市府任內刻有「金覆閱」印章的金溥聰，做為馬先生所欽點具有「覆閱」能力與權力的「人上人」，與其反問大家：馬總統有這麼差嗎？為當權者咄咄辯護，不如與大家一起來找答案，共同要求決策程序與政策品質。亞投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事件就是一個可以確認馬英九是否「無能又差」的案例。
這個案子之所以重要，在於這是一個典型內室政治的產物。中國的亞投行之議，在去年十月間即已如火如荼展開，當時金先生還在國安會，對於這麼一個具有明確戰略企圖的布局，台灣動向所牽涉可能的政經利弊得失，有能又強的政府應該早就完成擘劃、成竹在胸，絕不致遲至三月三十一日才以臨時召開國安高層會議、緊急補行流程的方式，急忙在截止時間向亞投行與國台辦分別提出意向書。馬英九主持會議進行宣示，不惜跳過國會，為的就是以成為創始會員國為目標；但是十二天後這個想像正式鎩羽，昨天還勞中國國台辦來「證實」台灣被排除在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之列，可以說尊嚴、平等已經不存。
在這種情況下，行政院長率隊向立法院長報告，決定繼續申請一般會員，名稱則以「中華台北」為底線，事實上純粹就政治目的來說已無意義，因為，若以「中華台北」為名只成為一般會員，當初何須雙線繞路國台辦？未來即使以此入會，肯定又是經由國台辦來告知，則這個名稱等於從當年不得已的國際妥協，倒退為台灣主動向中國請示並經批准的嚴重降級，此一質變的「中華台北」，非但已非昔之「中華台北」，而且還是經台北同意畫押的。更不用說以此為代價，到底換到了什麼經濟利益了，這種決策取捨到底是有能還是無能？
亞投行決策黑箱同時在國內再次重創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涉外事務一致對外的前提，必須先尋求國內共識多數同意，擴大言路的好處更在減少決策盲點，有助提出周延的策略步驟，但是馬先生卻甘冒反民主的大不韙，一意孤行、少數附和，以為低頭遞件可以得到中國善意回應，現在被中國照樣否決，這樣裡外全失的作法差是不差？
亞投行是不是美國智庫譏評的：「又一個花大錢又無用的例子」，對台灣來說不是最前位的問題，這個例子給台灣最好的省思是，馬英九之輩所謂從中國走向世界的路徑，經過七年來的實驗，在亞投行一役算是畫下了句點，證明這條路只存有香港模式，也就是中央與地方的空間。在這樣的時刻，另外有個嚴肅的題外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下個月若還要帶團到中國去辦國共論壇，不覺尷尬？不該沉澱下來想想怎麼做才能避免「無能又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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