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天麟
台灣面積只有36000平方公里，又缺少自然資源，要養活2300萬人口，但在1980年代台灣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模範生，靠的是自由化、全球化，加上勤勉努力向上的人民。MIT產品銷遍全球，經濟自由化的程度一向都名列前矛（2014年第14名）遠高於日本（20名）、韓國（29名），1990年台灣外匯存底在全世界僅次於日本，GDP也在1999年擠進全世界第17名。
不幸的是，台灣這一國際化路線，1990年代中期就被當時主控台灣話語權的傾中藍媒，有意的、計畫性的扭曲，將中國市場視為全球市場，塑造出若不經由中國，即無國際化，台灣經濟就會被邊緣化的謬論。台灣經建藍圖也為此做大幅度的調整，生產基地由台灣轉移中國，貿易的主要對象亦由美日歐轉進中國。2008年中國國民黨馬政權執政，進一步將中國做為台灣經濟的核心，一切經建計畫都必須與中國掛勾，ECFA、服貿、貨貿、自經區，其背後就是中國。到了2010年，台灣對中國之直接投資已占全體對外投資的84%，出口的42%是輸往中國，台灣經濟已離真正的國際化甚遠。
高雄港。（資料照，記者黃建華攝）
問題是馬政府的融中政策，及扁政府的積極開放，都未帶給台灣經濟任何活水，只帶來了失業、實質薪資縮水（退回十六年前水準）、經濟成長動能的頓挫。一中市場化的過程中，台灣的GDP成長率由過去的中高度成長6.4%（1990年代），下降到4.42%（2000~2007），馬政府時期（2008~2014）再下跌至2.9%，締造了另一經濟奇蹟─「悶經濟」。22K的陰影下，台灣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台灣的領導者及經濟領域學官，必須了解：「台灣在國際化過程中有一限界，即台灣可向全世界開放，唯獨對中國必須有所限縮。台灣可以與全世界的任何國家談經濟整合、簽FTA，唯獨不能與中國奢談整合」。理由的絕大部分是先天的，有一部分即是後天。先天的阻隔是，因為兩岸語言、文化相同，且大小過於懸殊。此種語文相同，大小懸殊的經濟體之結合，必使小經濟體的人才、資金流向大經濟體，激發「中樞─邊陲」的效應。後天的因素即是人為的。是中國不惜以武力「解放台灣」，並以「以經促統」為兩岸交流最高指導原則。這就是過去15年的融中政策，不但未使台灣經濟飛黃騰達，反而呈現出22K悶經濟的主要原因。
明乎此，國人就應可了解，要讓台灣恢復生機，重現過去亞洲四小龍龍首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復真正國際化的路線。換言之，「沒有一中市場」的國際化路線，是台灣經濟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作者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及總統府國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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