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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韜/中共四中全會後的中國因素

2014-11-03 06:00

梁文韜/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十月下旬中共在為期四天的四中全會中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連續六天發表評論不斷強調「依法治國」對實踐「中國夢」的重要性。可是,中共法律觀所說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依法治國」,對熟悉中共的外媒及評論員來說,絕對是了無新意的,其實際意義是表示在「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

不過,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律方式完成「祖國和平統一」的說法,文中提到中共會「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其表達的方式是強調以非軍事方式實踐統一來緩和台灣人民自三一八反服貿公民運動後對中共非常反感。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盤算應該是在目前不需要以軍事力量直接促成併吞,而是透過武力威脅下加強對台灣的間接影響,包括人流及金流,達到實際上的鉅大影響。時機成熟後,中共當然不排除強硬地將「一國兩制」加諸台灣。

這不禁讓我們注意到執政黨近月大肆配合北京政權大開中門,近期三一八後大量關於中國因素的討論因為不同事件又再熱絡起來。從開放澎、金、馬落地簽證,日前妙管家被中資全面併購、中國學生納保、開放中國工作船到中國汽車來台趴趴走,延長中國遊客停留台灣的期限至一個月的建議及中國配偶提早取得投票權等等,不勝枚舉。準備開放金融及其他重要領域而造成極大反彈的服貿跟自經區就更不用說了,而大家當然也不能忘記兩年前的旺中及壹傳媒併購案。

中共全方位蠶食台灣

如果以單一事件來看,大家也許不會太驚訝,但假如從整個開放範圍及速度來做綜合考量,那麼就能驚覺到中共全方位蠶食台灣的嚴重地步。正當大家可能依然一廂情願去認同所謂的「維持現狀」時,應能發現二○一二年馬英九連任成功後,中國因素大量發酵,造成了諸多質的改變,再從質變擴展成量變。

大家可能比較關心的是質變所帶來的經濟及資源分配問題。從開放兩岸直航到自由行,一旦從無變有這一步被容許,之後的就是人數多少或逗留時間長短的量變問題了。行政院長也承認的中資一條龍現象正反映了,台灣的旅遊資源被中國人及中國資本所消耗,好山好水被耗損的同時,台灣人本地旅遊被排擠,相關的本地業者之經濟及生活並沒有太大改善。

開放中國學生也許比開放中國勞工進台所引發的爭議較少,可是,除了教育資源的消耗外,中國學生進一步納保,即使是全額繳費,也必然會消耗醫療資源,未來若服貿或自經區被硬闖成功,中國就業人口大量湧入,其後果更是不言而喻。

即使大家不在意資源上被消耗,更令人擔心的是,人口移動帶來的政治惡果。只要稍微認識目前香港狀況的話,都不難發現,人口結構被中共改變帶來的「統戰」效果。沒有真普選下產生的梁振英特首,即使遭到不少在地長大的港人唾棄,但依然獲得近三成的支持度。

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及圖博(西藏)更是長期面臨外來人口移入及本地人口移出所帶來的中國化惡果。中共實行經濟蠶食及人口進佔政策下的中國人成為實質併吞非我族類疆土的棋子,平民本身沒有錯,但是為了維護其自身群體的利益,時機成熟後自然也成了中共打壓他者的工具。

中共視目前的台灣為十幾二十年前的香港、數十年前的東土耳其斯坦和圖博來處置。台灣若不立刻阻止經濟、人口及政治上的質變及停止已出現的各種量變,恐怕日後再來後悔也太晚了。拒絕談判消滅台灣的兩岸和平協議的同時,更重要的反制方式是啟動內部的國家正規化,優先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約章、訂出取代中華民國的國號及設下國家管轄領域。國家正規化前的中國因素都是中共因素,必須遏止各種小型質變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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