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收到金溥聰告我「加重誹謗」等罪名的自訴狀，我的官司件數跳到十位數字。
六月十日，在法庭上，法官問我，也問金溥聰的律師，有無和解的可能，做為盡職的法官，試圖調解本是他的工作。
我說當然有可能，但是，針對告我「加重誹謗」等罪名的金溥聰，我說，如果要我和解，金一定要說服我，他有什麼能力、才氣、背景，能夠讓他勝任駐美代表等職。他如果能夠解釋清楚這些，我發現原來我冤枉他了、罵錯他了，自然願意照他的條件跟他道歉，以和解的方式結束這個訴訟。
法官覺得合理，以此詢問原告律師，他說要打電話問委託人。然後，律師表示，他的委託人也答應了。法官再問我意見，我說，前提是金的解釋說服我，只要我被說服，我就和解。法官於是諭令控方於七月十五日前將解釋文字給我。
七月十一日，我的律師收到金溥聰方面的「解釋文字」。短短一頁，有關他堪任駐美代表一職之文字，不含標點，共九十九個字。我與律師們詳讀之後，決定，金溥聰的解釋根本不算解釋。做為被告，我於是決定不跟他和解，還是由法庭來決定我有罪無罪吧。
也許有人會說，馮光遠，你大概是史上最拗被告。是的，我是，因為做為一名政治批評者，我必須用清楚的行動來捍衛民主前輩為台灣言論自由打下的基礎，我必須用一件一件的訴訟，來證明台灣的民主經過這些年的運作，不但各個環節愈發成熟，而且枝繁葉茂。
我不會在此講金溥聰方寄來的文字內容，這是誠信問題，但是之前我批評金溥聰的一切，都可攤在陽光下接受檢驗。
其實就在準備庭的交互質問裡，法官就問了我一個問題，這「特殊性關係」的斷句應該怎麼斷？我說，我尊重每個人不同的斷法，可是我的斷法就是「特殊性」「關係」，一如「一般性關係」、「法律性關係」等。如果有人說，不，是「特殊」「性關係」，那我說，很好，祝當事人幸福。
自從馬英九掌權之後，台灣的民主就掉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因為金溥聰以一個與馬英九有著「特殊性關係」的密友，插手國家大小事，馬英九不但不節制此人，還讓此人破壞國家文官體制，他要什麼職位，就給什麼職位，國家名器於此二人來講，早就成了私相授受的禮物。如果台灣人對此亂象還視而不見，讓「後宮」（也有人用「太監」一詞）政治取代民主政治，那麼，我們不但對不起多少年來為民主付出心力甚至生命的民主前輩，更對不起後世子孫。由於我們的怠惰，讓原本只應該出現在連續劇裡的情節，竟然在馬英九主政期間持續熱映。
台灣的民主從來沒有被這樣子羞辱過，引馬英九二○一二年二月八日「中華語文知識庫」啟用典禮中大剌剌使用的一個名詞「吹喇叭」（他的窘境維持九秒，直到他突發奇想用「拍馬屁」替自己解圍），我們必須指出，要不是這些年來掌台灣最大權力的馬英九「毫不知分寸地吹金溥聰喇叭」，哪會有這麼多沒有羞恥、毫無民主觀念的官員、媒體人、商賈，也爭相去吹金的喇叭。因為這些人知道，誰才是馬的分身，誰才是馬的代言人。
這兩年，金溥聰要了兩個他毫無資歷、經驗、背景的高階職務：駐美代表與國安會秘書長，我們總算可以把他推到陽光下好好檢視一番，台灣人民也終於看到了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藉著與馬英九特殊性關係而發跡的」高官被打出原形之後的真面目。
藉著興訟壓制外界對他的批評，藉著一件一件的官司企圖恫嚇媒體不敢曝光他的諸多醜行。可是就以這一個月來說吧，金溥聰告楊蕙如以及南方朔的兩件官司都敗訴，讓我們看到，金溥聰「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民主國家的構建，得力於各式各樣的建材，「言論自由」永遠會是一根大樑，我輩日夜深掘安此大樑的基座，也許操勞，甚或受傷，但是為了奠定民主的基石，咬一咬牙，也就過去了。為了民主台灣的永續發展，我們沒有悲觀、退縮的權利，大家一定要堅定地工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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