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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辜汪會談不該這麼談!

2013-04-29 06:00

◎ 張榮豐

昨天(二十八日)蘇起利用「台北論壇」舉辦 「紀念辜汪會談二十週年座談會」,但邀請的主談者,在台灣方面除邱進益外,沒有一位是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的當事人,諸如:李登輝、黃昆輝、陳長文、許惠祐、擔任幕僚的曾永賢以及本人。反而請了常跑博鰲論壇、國共論壇、海峽論壇、紫金山論壇的蕭萬長、吳伯雄、江丙坤等人。看看吳伯雄的發言,他認為:「如果當年兩岸就能如這五年簽署系列合作協議,則不知今天台灣和兩岸將如何?因為當時的台灣有諸多優勢。」這些人都是用「事後諸葛」、以及馬政府的價值觀,在解釋、評價、扭曲當年「辜汪會談」的歷史。

不要忘了,一九九三年時不只兩岸分隔已達四十五年,兩岸完全沒有互信基礎,而且距離國際上發生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解體」等事件不久。中國不只經濟改革陷入停頓,還剛經歷了「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政權正處於高度戒備、防衛的狀態;台灣則剛結束強人統治,李登輝政權正面對非主流的反撲、奪權,以及國內千頭萬緒的民主改革。此時「辜汪會談」的開啟,旨在穩定兩岸關係,以便集中全力完成民主改革。所以李登輝的戰略是以完成國內民主改革為主,穩定兩岸關係為從。

當時民主改革最大的障礙,就是臨時條款的「動員戡亂」體制。「動員戡亂」體制對內是專制統治台灣(所以有萬年國會、有蔣介石的于右任【余又任】—吳三連【吾三連】—趙麗蓮【照例連】的萬年總統笑話);對兩岸關係則隔絕人員來往(所以有白色恐怖)、斷絕經濟交流(所以有資匪罪)。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李登輝為了啟動民主改革的第一步—國會改選,宣布終止「動員戡亂」體制。但這項宣布,也開啟了兩岸經濟的交流(廢除了資匪罪),人員方面也帶來更大幅度的來往(蔣經國僅允許老兵探親)。繼國會改選之後,如何穩定兩岸關係,也隨著提上了日程表。隨後發展的蘇志誠「密使案」、一九九二年的香港兩岸事務性協商,以及一九九三年的新加坡「辜汪會談」,都服從在上述「完成國內民主改革為主,穩定兩岸關係為從」的戰略下。

(作者為前國安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