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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您忘了大學需要民主

2013-01-11 06:00

◎ 祝平次

一月八日,清華大學校務會議審議是否撤回校方在去年十二月四日所發聲明,該聲明指責陳為廷同學在立法院備詢時有「不當行為」,「恣意妄為」對「蔣偉寧部長及社會大眾」造成傷害、「忽視人與人之間互動應有的尊重」等等。提案後來以十五票對四十八票的落差被否決。除了學生代表九票一致贊成之外,只有六個老師投票支持通過本案。雖然議程進行是披著民主的外衣進行,但是內中卻暗含著令人擔心的反民主態勢。以下分幾點說明。

首先是對於人權概念的漠視。清大校方事後一直避免談及該聲明對個別學生造成的負面影響。根據教育部規定,凡校方要對學生做出懲處,均須讓當事人有申訴的機會。校方在發聲明之前,完全沒有徵詢當事人的意見,即逕自由不了解事件過程的職員擬稿、經確認後發佈,已嚴重影響當事人權益。雖然事後沒有懲處,但對於當事人人格權的傷害其實更嚴重。尤其,事件起因,乃因為媒體不謹守本身是為公器的角色,利用報紙版面攻擊個別公民,原來就應受批評。而且,這樣的事件,在去年七月就已經發生兩次,其中一次就牽涉到同一當事人。對於這樣重大的侵權事件,校方居然以輕忽的態度處理,對學生參與公眾事務之權益的不尊重可見一斑。人權的概念,乃深植於民主制度之中的基礎,其具體的顯現就是對於個別成員權益的尊重與保護。清大校方以家父長的姿態,對於當事人公民身分的權益完全不加尊重,不能體察到台灣民主的走向,隨著媒體的過分渲染起舞,缺乏人權和民主程序的關注。

其次,校長在主持會議時,完全不遵照一般的議事規則,保持中立。對於議案先做引導性的介紹。然後,在議決後還做評論。完全缺乏自己校長身分和主席身分必需做出適當區隔的概念。而整起聲明事件的核心,也在於校長堅持自我的教育理念。然而教育理念是一回事,公開聲明仍學校的公眾事務,在個人教育理念和公眾事務之間也沒有加以區隔。這裡顯示的,就是「愛校如家」的問題。校長的心態,就是把自己當家長,把校務委員、同學當做晚輩。漠視客觀規則,彰揚自己地位的權威。然而這樣的觀念,只是重複加強了帝制中國的家庭倫理,實在不適用於民主時代的大學治理。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討論過程中,一些老師所表達的意見內容。一位言稱對於企業主和學術前輩必須用「您」而不用「你」的重要性,還引用「態度決定高度」來支持校方聲明的指責。一位說陳同學的行為讓大家都受害,在情、理、法上都可訾議,宣揚中華文化「尊師重道」理念所帶來的社會和諧。還說,大家應該將心比心,在課堂上、在家裡誰都不願意被學生、子女所指責。 而企業主愛用那種人,更是公開或心照不宣的共識。只要檢視它們的說話,就知道是長輩對晚輩單向的倫理要求,是帝制中國裏三綱五常的翻版,完全不是民主制度所注重的獨立思考、互相尊重之原則。尤其,所謂陳同學權益的受害,是媒體與校方造成的;校方的聲譽受損,是社會輿論造成的,利用模糊的並置,要抺平校方的責任,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更不用說在討論過程中,曲解一些封建時代的經典格言,把它們當做立身處事的圭臬,無法利用民主時代的語彙討論問題,更彰顯出來這是發生在一所大學之中的荒謬。它們正在把台灣的大學變成即使在如北京威權體制之下也可以生存得「很好」的知識生產工廠或職業訓練所。

其實,校長的教育理念,正來自於他被教育的結果。就做為一個家父長而言,他的確對教師和同學都非常的寬容和慈祥。但他卻也深深地知道如何維持自己地位的權威,那就進入到本文反民主心態的最後一點,也就是目前筆者所知各校校務會議中校長的法寶,那就是最後的表決。同樣地,這也不是現任校長的個人問題,而是學校體制的問題。校務會議成員的大多數如果不是由系所選出的教授或副教授,就是學校的各級主管。與校長在權勢上形成利益共同體的成員就佔了一半以上。所以,表決其實就是可以預期的收場。更不用說,學校的升等制度,自然會對還有升等需求的委員造成制約。民主時代,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對於事務做成自己的判斷,也應對自己做出的判斷負起責任,所以應該都進行記名投票。然而,在校務會議中的記名投票,只是會造成大多數議案的可預期性。畢竟因為體制上的關係,使得校務會議的表決和以前眷村的相互監票相去不遠。

不過,因為整體環境的關係,在那個懸殊的比例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意見。學校校監會經過調查,更對校方做出明確的建議,可以說與投票結果所代表的意義,有很大的落差。由此,也可看出制度建立的重要性,即使與會老師的心態可說和威權統治下的台灣相去不遠,但符合民主之制度的建立,仍可平衡主觀心態的偏差。

台灣大學的校園民主,根源於八○年代末期李遠哲歸國之後,對於威權時代校園政治控制的改變。實是讓學術自由獨立的一大資產,也能讓大學邁開腳步成為引領社會進步的動力。各大學應該在追求民主精神的前提之下,好好思索如何利用民主的體制,凝聚出更有共識基礎的學校發展方針。並利用民主的開放性,不斷地批判不妥的舊價值,創造更適合人類共享的新價值;不但要生產知識,還要能夠思索知識的意義與對社會的影響。然而晚近,政府與大學領導人陷入狹隘而表面化的學術排名、爭取經費越多就代表影響力越大的迷思,政府也想要慢慢擺脫承受大學所需資源的重擔,使得大學的管理越來越向校長集中。尤其理工生醫等相關科系常常必須引進大量資源才能夠支撐下去,整個大學也越來越依賴外界的捐款,尤其企業與財團。這樣的情況越來越不利大家對於校園民主的共同認知,也不斷地加強上述校務會議結構中的反民主心態。清華大學在九○年代初,老師們衝撞威權體制,使台灣政治更為民主;到今天,譴責學生在立法院的公民發言,可以說就是最好的一個徵象。

威權的政治體制已經成為過去,可是它孳生出的體制心態卻還不斷地在阻礙台灣民主的生根與發展,而且藉由教育制度的特色代代相傳。如果,這個情況不改變,期待台灣民主能夠茁壯成長,就像是緣木求魚,不只困難,更是無望。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清華大學校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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