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針對基隆市長向員警關說放人一案，檢察官雖已將市長及承辦員警起訴，卻引發警察圈為這些基層員警抱不平的聲浪。警察在取締交通違規時，若遭對方傷害，即可以觸犯妨害公務罪的現行犯為逮捕。而既然警察須聽憑檢察官的指揮，不僅非可擅自放人，更無私了之權，若承辦警察受到外力干預，致未將人犯移送而放人，就已觸犯刑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的公務員縱放罪，且屬法定刑在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之重罪。
承辦員警或許認為，依據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地方縣市首長亦被歸屬於司法警察官，則依上級指示而放人，何錯之有？只是依據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但書，違法的命令並不能成為阻卻違法的事由，更何況，調度司法警察條例乃制訂於一九四五年，早已不合時宜，且就上位的刑事訴訟法而言，司法警察除檢察官外，根本無任何上官可言。也因此，市長並無權指揮辦案，承辦員警自也不能以此違法命令，來為免除法律責任的正當化理由。
警察面對蠻橫的上級壓力時，若因此有所退縮，甚或擅放人犯，要非視法律於無物，即是不解於法律咎責的嚴重性。不管何者，皆已失人民保母該有的責任與擔當，若在事後，又是一片喊冤與叫屈，而無任何檢討之聲，只讓人對警察感到更加的失望。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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