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挺憲
日前有學者在司法院正副院長的公聽會上，以「劉備孔明」形容賴浩敏、蘇永欽兩位被提名人。法界中人對於蘇教授具有諸葛亮般的才智文膽，當不陌生，惟對於身為司法首長首須具備的要件——風骨，以及對大是大非的堅持，蘇教授是否具備，則必須劃上一個大問號。
「解嚴後談法制建設，首先應該澄清的是，這既不意味要『回歸憲法』，也不表示有什麼『法律空檔』亟需填補。戒嚴不論在政策上有無不當，終是依憲法第三十九條而實施，沒有偏離憲法既定軌道，自然也談不到回歸憲法。」將國民黨統治下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硬凹成只是「政策上有無不當」的問題，還侈言「沒有偏離憲法！」豈不是標準的「睜眼說瞎話」！此等謬論出自何處，答案正是我們的司法院副院長被提名人，蘇永欽教授，在其1988年出版的「憲法與社會」文集中，第217 頁的段落。
在這本早年出版的文集中，我們還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的，扭曲現實與法理的論述。例如氏為反駁當年許多民主先進的主張：「臨時條款是因人立法，隨著強人時代的結束，自應廢止」，竟然寫下：「『因人立法』和『強人政治』」都是十分含混、弔詭的說法。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就在依民之所好立法，依民之所好修法。強人政治如有可議者，在於強人強姦民意，或違反憲法所定程序而強行立法、修法。果有強人得民意支持而變更憲法中的權力分配，只要不牴觸憲法的基本精神，正足顯示民主政治彈性的可貴，怎能說是不民主。」（第214頁）將兩蔣時期反民主的威權統治硬是扭曲為「民主政治彈性的可貴」。蓋依其所言，當年兩蔣執政，並非強姦民意的「強人政治」，而是「得民意支持而變更憲法中的權力分配」，這種如今看來像是外星人寫出來的論述，也是出自我們的蘇大教授之手。司法的天職在於評斷是非黑白，蘇教授顛倒黑白致如此境地，怎配擔任最高司法機關首長的職務？ 如何為全國司法人員之表率？
過去幾任司法首長，儘管多在威權時期即已獲得當道的青睞，但其在面對民間匯聚改革力量，衝撞黨國體制的同時，至少多能選擇「沈默」，把「助紂為虐」的負面效應減到最低。但我們的蘇教授卻反是，例如在其書中屢見醜化1987年「519綠色行動」（訴求100%解嚴）、以及同年的「612反國安法」遊行的文字（第220、335-336頁），顯露出其面對重大政治爭議時，往往有「意識型態」先行的傾向，以「深藍中之深藍」稱之，當不為過。這種性格，當個陽春大法官或許還勉勉強強，要扮演時需整合不同大法官意見的司法首長的角色，則顯然格格不入。
以美國為例，歐巴馬提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都是提名溫和自由派的人選（Sonia Sotomayor, Elena Kagan），就算是極端保守的小布希，任內提名兩個保守派的大法官，也把首席大法官一職留給立場較溫和的John Roberts，而非激進的Samuel Alito。當年陳水扁總統針對司法院的人事佈局，也未提名長久以來支持民進黨，外界視為「國師」的李鴻禧教授。與此相較，此次人事案，正襯托出馬英九治國用人唯親的病灶、以及視野格局之狹隘。
沒 有當年諸多黨外人士，不畏當權者及其外圍份子的壓迫，拋頭顱灑熱血，以論述或行動推動政治改革，就沒有今天的民進黨。因此，檢視蘇教授在威權時期對反對運動的種種不友善態度，民進黨對此一人事案，絕對不是「不投贊成票」就算了，而必須以更堅定的決心，更決絕的行動，來阻止這項人事案的通過。另一方面，在台灣民主的進程中，蘇教授選擇站在改革對立面的紀錄，或可作為其在今後面對司法改革議題的一面鏡子，而面對廣大民眾對司法改革的殷切期盼，即便是藍營議員，對於此一人事案，也應該站在人民這一邊，審慎監督，而非護航了事。（作者現任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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