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早在國務機要費案剛開始審理之時，司法院即研擬針對刑事案件的重罪，採取國民參審制，以平衡法官的專斷性，現今看來，此制度似更有迫切性。
傳統的印象中，所謂平民參審，似乎是英美法的專利，至於大陸法系，尤其是亞洲的日本、韓國與台灣等東亞國家，似乎與所謂平民參與審判沾不上邊。一個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來自於菁英教育的文化因素使然，即審判，尤其是刑事審判，乃屬於生死的大事，自然必須由受過長期專業訓練且通過嚴格考核的法律人，才足以勝任，若讓不熟悉法律操作的平民參與，不僅有陷入誤判的危險，更易陷入輿論審判。惟案件的審理，並非僅是簡單的法律適用，而是更複雜的經驗與價值的判斷，若法律規定留有廣泛的解釋空間，即便法官為恣意的判決，雖為萬方所指，其也可以「法官依法獨立審判」的憲法原則來搪塞。而被告雖可藉由上訴，以使上級法院來對下級法院的違法判決為監督制衡，惟在我國法官的養成背景皆屬相同下，恐不過是由另一批更資深的法官來為審理，即便下級法院判決遭撤銷，原審法官也不可能因此被以枉法裁判罪處，且對於被告所造成的傷害，也已無法彌補。
同樣有著強烈菁英主導審判思考的韓國與日本，無獨有偶的，相繼在去年與今年，針對刑事的重罪案件，引入國民參審制度，雖兩者制度不同，如韓國採取類似美國十二人的陪審制，日本則採取三位法官與六位平民的裁判員制度，但其產生的原因卻相同，即是長久以來，對法官的恣意與專斷所為的一種強烈反彈，平民或無法律專業，但法官卻不能沒有制衡，則與韓國與日本有相類似背景，且在扁案審理與判決中，更將法官的獨斷性完全暴露下的我國，豈有不效尤之理。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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