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
「台客」近來成為台灣最熱門的文化論述，不過關於媒體在「台客」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少見有人釐清。
「台客」的出現始於戰後的台灣社會，雖然說丘逢甲在《嶺雲海日樓詩鈔》中曾有一首名為〈四月十六夜東山與台客話月〉之詩，不過這其中的「台客」，單純是指台灣在外遊子，尚無其他文化意涵在裡面。
戰後，眷村面對圍籬外社經地位較卑微的台灣民眾時，挾族群、社會階級的雙重優勢，以「土台客」一詞作為對基層台灣民眾的蔑視，並形成他們社群內通用的符碼。「台客」一詞在當時的文化意涵，除了族群對立外，更是城鄉、階級對立的一種現象。就如同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趙少康支持者云：「民進黨的支持者都是穿拖鞋、吃檳榔的，而新黨的支持者都是中產階級。」一般，帶著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一種對於本土中下階層的輕視與污衊。
沒想到，「土台客」、「台客」在一九九○年代躍登媒體舞台。先是一九八九年的電影《寒假有夠長》，眷村少年罵本省人是「台客」；一九九一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台客」也多次出現。自此「台客」，成為一股伏流。
以音樂解構現代文明、對現代社會亂象提出反諷的濁水溪公社，在一九九九年發行了第二張專輯《台客的復仇》，借用「台客」一詞來形容台灣從日本仿作的音樂形式，並且假託「台客」引自秋澤烏川（秋澤次郎）《台灣匪誌》一書中「台客…性情怠惰，筋骨勞動嫌厭，射倖賭博喜好，肉性早熟淫逸…分類械鬥、錙銖利爭、猾慧逞蕩事…」的描述。
事實上《台灣匪誌》書中並無「台客」一詞，但是濁水溪公社的這番解釋，卻讓部分不斷想用「台客」來污名化台灣人的媒體，有了論述正當性，並藉此大肆宣揚。此後，部分媒體人與節目即有意無意地出現「很台」、「台客」字眼，如小Ｓ徐熙娣公然批評特定團體「很台」，加上她有「看布袋戲的人都是神經病」等鄙視本土文化的紀錄，很有意識地要將「台」往低俗去連結，其中並帶有強烈的省籍意識。
而蔡康永在「兩代電力公司」節目中多次掀起「新台現象」熱潮，表面上是要將「台」與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做一正面連結，不過，當伍佰說蔡康永是「台客」時，蔡康永隨即悍然否認與拒絕，更是引人疑慮。
由此觀之，當「台客」出現在媒體之後，被有意識地操弄，以反制台灣社會的一步步本土化。伍佰、豬頭皮等人即使有自信地轉化「台客」之意義，也不過是取得「台客」的詮釋權罷了！在部分帶有莫名優越感的族群眼中，「台客」的歧視意涵並不會因此轉化、消失。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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