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前的後天（九月四日），警備總部的「黑頭仔車」開到木柵雷震先生家裡，將雷震逮捕，爆發了「雷震案」。今天下午台北將有一場以「雷震與反共國策」為主題的座談會。
談起反共，有兩種人是反共的，一為自由主義者，一為法西斯主義者。雷震屬前者，蔣介石屬後者。雖然同樣反共，但是立足點迥然互異，因此這兩種人最後必然對立，因為自由主義者不僅反對共產政權，也反對獨裁專制的法西斯政權。反之，法西斯政權雖也反共，但也容不下提倡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者。
一九四九年底，雷震結合了來自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殷海光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進而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侵占國庫、黨國不分等反民主現象。一九六○年中，更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如郭雨新、郭國基、李萬居、吳三連等人，準備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卻因國民黨製造「雷震案」而功虧一簣。可歎的是，反共的雷震，卻是被扣上「為匪宣傳」（散佈「反攻無望論」）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此時期的雷震，不論其主辦的雜誌，或籌備的政黨，都以「中國」為名，足見雷震當時的國家認同，並非以台灣為主體。
然而，雷震坐滿十年牢獄之後，正值台灣在國際上風雨飄搖。雷震雖甫出獄，卻仍不死心，一九七二年元月他寫了數萬言《救亡圖存獻議》給蔣介石總統，提出十項政治興革方案。其中首項建議「立即擺脫被世人譏為神話的『法統』觀念，打破不顧現實的面子心理，從速宣佈我們的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of China-Taiwan）』。」雷震主張國號應加上「台灣」的理由是：「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
雷震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顯然在國家認同的主體上有了改變。然而，他的中心思想其實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民主自由的追求與維護。在「自由中國」時期，雷震的國家認同雖然是「中國」，但「中國」民族主義並非他的終極且唯一的價值與目標，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那就是民主自由；同樣地，也因為這個自由民主的價值，所以在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而共產專政的中國日漸威逼台灣的生存之際，他選擇了讓台灣以新國家來實現民主自由。
雷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病逝，兩個多月前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年底更爆發美麗島事件。雷先生來不及看到台灣的民主化，但雷先生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價值的奮鬥，應該給全體台灣人（不分族群）有所啟發：我們知道，無論古代、今日，或是可預知的未來，中國是自由人權與民主法治相當低落的國家。台灣若被併吞，這一切勢必受到摧折。因此，我們追求台灣的獨立，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與尊嚴的生活。質言之，台灣獨立運動，其實也是高層次的民主運動。這其中並不該有族群分化的意涵。即使所謂「外省人」，一樣可以和各族群團結一起在台灣建立新國家，雷震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
（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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