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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政峰、林嘉東／綜合報導〕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理事長何俊英指出，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應該調查對被告有利與不利的證據，本案卻凸顯法官「依職權調查」的重要性，而非一昧的實踐「當事人進行主義」。
何俊英指出，劉女接受警方偵訊時，提出與詐騙集團對話的紀錄，但警方未列印出來置入卷宗，辦案不夠精緻；檢察官勘驗完筆錄光碟後，也沒把該紀錄列入卷內，說明可採信或不可採的理由，比較有可能的原因是，相關事證已達有罪心證，檢察官才未再特別敘明。若檢察官把劉女提出的證據都列出來，並詳述不採理由，較無爭議。
何俊英認為，我國審判朝英美法系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傾斜，法官只審酌檢、辯雙方所提事證，但本案凸顯出，法官依職權調查的重要性，除了展現負責，亦是發現真相時不可或缺的一環。
何提醒，詐騙集團或是賭場，現在都有「教戰守則」，一旦被警方查獲，成員就會利用早已製作好的「對話模板」脫罪，法官與檢察官辦案時應小心求證，以免受誤導。
律師蔡家豪認為，本案中，檢方可能在偵查階段未勘驗警詢光碟，不知有這段LINE對話，才未要求警方將劉女與詐團的LINE內容擷圖附入卷內。
蔡家豪指出，刑事案件進入法院時，法官應恪守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應一律注意。法官開庭時才會在看到警詢筆錄後，詢問劉女這段「被消失」的證據是否還在？還好劉女手機還保存著她與詐團的對話紀錄，否則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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