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社論》線民事件與轉型正義

台中立委黃國書坦承大學時代曾為情治單位進行政治偵搜工作,因而退出民進黨,未來也將退出政壇。 (資料照)

台中立委黃國書坦承大學時代曾為情治單位進行政治偵搜工作,因而退出民進黨,未來也將退出政壇。民進黨一手栽培的政治明星,遭翻出過往的線民身分,不僅震撼朝野,也讓許多人再度憶起威權體制下全面控制的年代,現在還出現各種「起底」的臆測與傳述,指控誰或誰曾當過「抓耙子」。線民事件也讓大家得以進一步檢視,政府多年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做到了什麼程度,隨著時間日益遠去,我們到底要留給未來世代什麼樣的歷史正義。

兩蔣時代建立黨國體制,透過綿密交錯的情治系統,將統治伸進社會各個部門與階層。促轉會一份報告引用調查局在一九八一年編印的「佈建工作手冊」,指全國將佈建線民人數達三萬人;其中四十%平均分布於各行政村里,另外六十%「平均分布於社會結構各層面」。光調查局就如此,遑論其他隸屬軍方、警察等安全系統的人馬,可見過去的社會監控是多麼廣泛而嚴密。

八○年代前後,外部環境因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邁入正常化,使得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嚴重的挑戰。統治者為維繫一黨專政,面對黨外運動從醞釀到蓬勃,以及民進黨創黨,均視為眼中釘,利用大量線民情蒐,進而監控與打擊,這正是台灣民主發展的血淚史。當年被監控者,對於身邊有哪些人是被佈建的線民,現在要求揭露,外界能夠理解。

然而,更關鍵的是,如果無法完全揪出整個由上而下的指揮與控制網絡,光糾葛誰是線民,這個屬於最末端的統治工具,恐讓真正的、或主要的加害者,在追求真相過程中被忽略,逃脫究責,甚至蹺著二郎腿看戲,笑看那些一一被指涉或被揭露的「線民」,與昔日戰友間的「內戰」,轉型正義工程勢必大量虛耗,最壞情況是就此止步。這得與失之間,包括對台灣民主進程有無助益,以及是否讓北京更能見縫插針,應值得深思。

關於黃國書的線民事件,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一開始說:「他是幫情治單位當線民,不是國民黨。」這就是在為過去最大加害者的國民黨統治開脫卸責。在遭到行政院長蘇貞昌譏稱,「這就像說殺人的是菜刀」,國民黨主席還沒有黃國書坦白,朱立倫才改口當時國民黨執政當然要負責。但如何「負責」,朝野似乎就此打住了。蔡英文總統在民進黨中常會回應此事說,我們更應該深究,當年的國民黨威權體制是透過怎樣的手段,讓一般民眾、年輕學子成為威權控制的協作者,成為加害體系的一環。但這「深究」,按照目前法制,恐也只能做出半套。

促轉會目前推動的事項包括開放政治檔案、還原歷史真相等,但對如何究責這一塊,相關法制卻不足。民進黨立委管碧玲指出,促轉的法制不能迴避加害者罪與罰。但因法令不足,造成協作者和受害者互相猜忌傷害,上層加害者躲在暗處。她並暗示,立法不是困難的事,「延宕立法主要是缺乏真正的決心」。曾因領導學運而遭監控的民進黨立委范雲也主張,實施其他國家類似的「除垢法」,或人事清查制度,人民將對民主制度更具信心。至於黃國書,除自我了斷政治路,更應把握所餘立委任期,力推轉型正義的相關立法,自我揭露當年監控結構的具體情況,相信民眾會給予不一樣的評價。

對執政者來說,轉型正義要怎麼「轉」,或認為茲事體大,而步履慎微。蔡總統在去年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宣示以「最大開放,最小限制」原則,開放政治檔案運用。不過,實際解密程度仍有限。例如林宅血案與陳文成案等指標大案,國安局所交出的檔案是經遮掩的影本,而且列機密,或將整頁檔案全部塗黑後才移轉出來。這些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現也只知加害結果,但哪些人參與決定與加害,還是個謎團。蔡政府要推動轉型正義,應先從這幾個戕害人權與自由的大案開始揭露,對當年牽涉官員、情治人員或協力者分別檢視與不同程度的究責,展現不迴避的決心。

有論者認為轉型正義工作,最主要是為了對過去負責。但實際上,台灣雖已號稱進入民主時代,但這些在威權年代的主要加害者,常常就是黨國體制的捍衛者與崇拜者,若乏於檢視或清查的過程,他們之中,很可能就是隱藏在民主體制內的反動者,甚至是破壞者。台灣社會現在窮於熱議誰是線民,卻不見當年在上位的決定者與指揮者,仍繼續緬懷黨國體制,並在社會不同部門身居要津且發揮作用。加上在我們旁邊還有規模更鉅的中共黨國體制,不斷對台進行滲透,無論是內外呼應或相互策應,都將是台灣民主的大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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