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兩年，交大行政凌駕於學術及專業，情況變得更為普遍及嚴重。(資料照)
幾年前交大有位校長，發佈行政主管名單，數一數某副校長兼六、七個主管職，當時吾等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此事的關切和焦慮，然卻石沉大海，未曾得到校方任何的回應。該信引用了韓非子所言，「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強調一人不兼任他職，一職不兼管他事，對人才要專職專用，有系統地培養各領域行政管理人才。為大學培養行政人才亦如是，當「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用人之道應是大公無私，適才適所，分別擔任各種職務，以增加其行政歷練。
在那段期間內，有兩位歸國學者在交大講學，教學研究各有所長，均是真心誠意回國貢獻者，教育部也因此而給予經費支持，成立交大的人文社會相關研究中心。成熟的人文社會領域學者寫書多於發表論文，所展現的是思想的完備性和統整性。豈知理工背景的副校長竟質疑起人文社會領域的講座教授為何很少發表學術期刊論文？然而，人文社會領域學者對社會的貢獻不在於期刊發表的量化指標，經常在於提出具社會宏觀的視野，並能夠運用所學在當代事務，對時事發表看法，這些在交大都未受到應有的尊重。
更令人納悶與不解的是，行政高層常因個人偏見，「決定」講座教授的去留，最便宜行事的方法就是控制人事經費，經費來源一旦緊縮，任何講座教授也不得不離開，院系所及中心等教學研究單位毫無置喙的餘地。該位人社領域的講座教授黯然離校後，再由副校長自己兼任人社中心主任，造成侵犯專業領域及外行領導內行的錯誤示範。
這一、兩年來，敝校行政凌駕於學術及專業，情況變得更為普遍及嚴重。例如副校長兼某某學院代理院長，副校長兼某某研究中心主任，副校長兼某某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副校長兼某某學程召集人等等。一人兼職多個單位的主管，權力也隨之大幅地膨脹，不禁令人喟嘆大學的權力是否越來越集中，與整體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背道而馳。透過兼任教學與研究單位的主管職務，把權力集中在校長及副校長等少數人的身上，再以學校行政一條鞭主義，把那一隻看不見的手伸入院級或獨立的教學研究單位。
由少數人掌控人事及經費，常造成封閉的小圈圈，這種畸形的作法扼殺了原本最應該要捍衛的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與機構自主（institutional autonomy），而這兩者正是學術賴以進步的基石。其結果就是我們看到少數幾個人有權隨個人的好惡圈選、同意或否決院系所主管遴聘案，專任教師聘任案、乃至教師延退案，教學經費的分配更是缺乏公平透明的機制。久而久之，院系所及中心等學術單位逐漸失去了主體性。
教授本是社會的良知，國家進步的推動者，要給予最大的自由空間，讓他們願意表達意見，透過民主機制形塑出道德良心的典範。然而權力過度集中，少數人掌握生殺大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缺乏自由開放的言論環境，造成校園寒蟬噤聲的效應。在交大的校園裡，院系所的自主權正在快速地萎縮中。教授一旦失去自由，謹小慎微，仰承上意，何來自主？學術發展需要多元開放的沃土的滋養，威權管制的心態並不能帶來學術的創意和活力。
此次陽明交大合校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大事，將影響台灣高等教育未來數十年的發展。然而合校不是為了讓少數人競逐雙倍數的權力，在擴大的新校園，跑舊程式的思維，徒然浪費國家資源，辜負社會大眾的期許。要能夠領導如此劃時代的結合，需要的是跨領域的視野與歷史的責任感；明白與尊重各種領域的價值，瞭然學術發展史的橫向與縱深視野。而真正的國際觀不在於期刊的累積點數，乃在於直面當代全球面臨的問題，具有台灣學術人特有的知識觀點與責任感，以及扭轉世界局勢的雄心壯志。
一人或少數人難以獨自承擔歷史的重責大任，新校長必須能夠帶領大家勇於邁步向前，對內必須回歸教學與研究的主體性，擴大校園師生及校友的參與，居於協助溝通與整合的立場，將兩塊學術的基石奉還各院系所及研究中心，奠定一流學府百年發展的基礎，而非僅僅成就某些人擴大掌控學術資源的野心，以致大學校園成為權力競逐的荒野叢林。陽明交大合校後的新校長遴選過程符合這樣的歷史任務的嚴肅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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