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台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引述的「命運共同體」概念，謝長廷在他的《新文化》雜誌，多所運用、發揮，李登輝也以「生命共同體」的倡議。民進黨人的政治改革運動、李登輝帶領中國國民黨的改革，都重視建立台灣認同，都努力建構台灣的共同體條件。
流亡殖民群落執著於流亡意識、著重流亡的歷史。昔日，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官宦世家、將軍族加上優伶，在台灣海峽這岸的臨時首都，宴飲中流露失去京華風雲的愴傷，留下「天龍國」特殊族群的幽黯魂靈。白先勇以作家之筆，留下他父親白崇禧相關的歷史三部曲，多少為先人吐了被蔣鄙夷的怨氣。比起蔣家，白先勇的筆或更勝劍。張愛玲小說也多浮世流亡的愴傷，不在台灣卻映照流離心靈。
白先勇雖沒有政治力，他筆下的文化力道，撫慰流亡的心。但比起雷震、殷海光、傅正⋯等知識分子的動人心跡，缺少的是在地鑿痕，《孽子》是另一種形貌。台灣或許只是某些流亡群落暫厝之地，共同體未盡形成。頗多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意味著這樣的心緒，彷彿局外人，冷眼民主化、台灣化。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以參贊中華民國的國際關係法理與現實體認，與兩位台大學生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成為階下囚，亡命他國多年。雷震《自由中國》的反攻無望論，也有牢獄之災。有良心的人被黨國政治迫害，這就是在黨國體制下的中華民國形成困境的緣由。
李登輝已辭世，他「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引語，鑑照台灣民主化的信念。同齡的彭明敏仍常關心台灣民主化、自由化之路，寧靜革命之路仍須台灣人民自救運動信念不息。台灣獨立為一個在國際有地位的新國家，是生活在台灣已在民主、自由的人們，共同的心願。
流亡的歷史不盡能轉化在地的歷史，部分是殖民意識作祟，一些虛浮流亡殖民群落的文化人，以虛飾美文裝腔作勢。龍應台的文化性和馬英九的政治性就是寫照。這樣的流亡中國心常帶有殖民性，影響新認同的形成，阻礙命運共同體的建構。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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