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導演杜琪峰日前辭去金馬獎評審團主席。（萬寶龍提供）
杜琪峰終究沒能出任金馬獎評審團主席。他不是聖人，亦非烈士，不必逼他二選一，更不應該怪他沒能義氣相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古龍40年前的名言，驗諸當前，更加險惡，也更卑劣。
給你飯吃，給你錢賺，但是要聽話，只能有一中，不能有二心，令旗一揮，還得鼓譟起鬨，這就是中國操作最嫻熟的經濟政治學，出自「紅樓夢」的「虎兔相逢大夢歸」，差堪是與紅魔鬼共舞的終極宿命。
杜氏港味魅力 北漂水土不服
然而，有飯吃，有錢賺，就能保證藝術精進嗎？杜琪峰的創作起伏，恰好為港片之死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杜琪峰的創作高峰得從1989年《阿郎的故事》算起，不論是古裝的《威龍闖天關》、時裝的《天若有情》到黑幫悲歌的《一個字頭的誕生》，都充滿了生猛活力，97之後，他的黑社會主題與港警素材作品，從《暗花》、《鎗火》、《PTU》、《大事件》、《黑社會》到2006年的《放．逐》，無一不是精品，不論形式美學或者議題選材，都把香港座標和港味元素放大到極致，那正是港片回歸中國初期，迴光返照的黃金十年。
然而，連杜琪峰也不得不離港北上拍片，不得不遷就投資人，強加進中國公安和中國演員元素後，杜氏風味日益稀淡，從《毒戰》、《盲探》、《高海拔之戀》到《三人行》，就算投資方樂得高喊票房破億，但是評論界並不買單，受到中國干擾而褪盡風華，再無昔日魅力的杜氏作品，毋寧也反映著港片北漂之後，水土不服，終告花果飄零的真實處境。
老共聞「獨」就殺 影人無奈卻步
杜琪峰是性情中人，得過三座金馬獎最佳導演獎，年初首肯接任評審團主席，相信是願意為華人電影盡一分心力，最後被迫以「與電影投資方的製作合約所限」為由請辭，當然就是中共所逼，既然高層執意要斷金馬獎手腳，祭出了不得報名、不得出席的封殺令，他的退席證明了中共「以政逼商，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招式，已經來到圖窮匕現的攤牌時刻。
老共的狠與壞，當然不只如此，接下來的贊助廠商或者出席藝人，都會在「寒蟬」效應下萎縮卻步，甚至還會撩撥台灣影人內訌，把怪罪箭頭指向去年在頒獎典禮上說出「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的紀錄片導演傅榆！
坦白說，傅榆這句話純粹就只是一位電影人真情流露的得獎心聲，不卑不亢，反映著她的得獎作品《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實質內涵，然而不懂得尊重他人言論的人，一聽見國家，一聽見獨立個體，就有如地雷炸開，接下來的所有霸凌，也只是紅魔鬼凌虐弱小民族與國家的慣用手段而已。
老共相信能扼殺金馬，就能挫殺台灣的銳氣與希望，中國的自信來自如今市場火紅，用錢釣你，用錢逼你，有幾人能不就範？不配合，殺！不聽話，殺！《Top Gun 2》的國旗事件，不就是好萊塢大亨也怕殺無赦？
台灣自由無懼 金馬照樣奔騰
套句《侏羅紀公園》的名言：「生命都會自己找到出口。」面對老共缺水斷糧的圍城攻勢，正是台灣電影重整旗鼓的契機，老共拍不出正面指控「國家殺人」的《返校》，更拍不出記錄青春學運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連大象想要席地而坐至今不准，自由創作與自由書寫就是台灣最傲人的空氣，「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今年金馬獎老共不來，港星不來，正是台灣人用行動回應中國霸凌的新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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