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日前公布《二○一九世界幸福報告》，北歐的芬蘭再度蟬聯全球最幸福國家，我國則位居第二十五名，高於排名第三十四的新加坡、第五十四名的南韓、第五十八名的日本，更遙遙領先第九十三名的中國。此一調查詢問受訪國人民對於社會安全、經濟和個人自由的感受，研究人員並且深入了解政府作為與幸福的相關程度、慷慨助人等善意的社會行為建立幸福社群的力量，以及資訊科技如何影響幸福。
民眾的打拚奮鬥就是為了得到快樂、幸福，因此台灣的幸福程度高居東亞之冠，理應獲得國人的掌聲與肯定。弔詭的是，台灣人民對此卻沒有欣喜之情，反而普遍陷入國內生產毛額（GDP）低度成長的憂鬱之中，對未來感到茫然徬徨。更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一個人民擁有高度幸福的國家，少數政客率爾拋出「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口號，竟然也能蔚為風潮，反而台灣醫療健保、社會治安與多元民主自由的成果卻受到忽視，以致讓政客得以假「拚經濟」、「賣東西」之名，為了區區數十億元的農產品採購意向書，居然大力讚頌九二共識、一國兩制，甚至可以放棄現有民主生活方式與國家主權，欣然接受投降式的和平統一，以及一個高度專制集權國家的統治？如此扭曲的心態必須深入探討，方可診斷出台灣社會到底生了什麼病，了解正確的解藥何在。
這種「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心態，在台灣社會其實存在已久，有著根深柢固的歷史脈絡與理論依據。在理論上，自計量經濟總產出的GDP調查方法出現後，各個國家與人民的國力與財富之評量有了比較科學與客觀的標準，由此衍生的國家與人均GDP排名，成為國家富強與否的專業認證標籤。因此，無論集權或民主國家的統治者，均以力拚GDP的增長，做為獲取正當性與民眾支持的政績，於是拚經濟與拚GDP劃上等號，成為當代之政治顯學。然而，GDP所衡估者只是商品與服務之總值，並未包括科技進步帶來的生活便利性與舒適度，而精神層面的感受亦未能反映其中。換言之，GDP只反映物質之數量與規模，而非品質之良窳，尤其制度之優劣與文明進化程度，更非GDP所能彰顯表徵。故而，可以說追求GDP成長，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思維模式。
除了GDP本身蘊含經濟至上的思維外，在台灣發展過程中更是充溢著「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淵源流長歷史。台灣數百年來常被外來政權統治，而被殖民者一向缺乏參與政治的權力，以免對殖民統治者造成嚴重威脅。譬如日治時期，台灣人缺乏參政權，亦無法議論時政，最明顯的案例即是在人才養成的教育系統中，台灣人不能進入法政學科學習，優秀的社會菁英因此大抵走入白色巨塔，成為醫生階層。台灣人可以經商致富，但不能參與政治，算是殖民統治下所謂「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典型。這樣的社會氛圍在蔣介石政權流亡台灣後，愈發嚴重，由於政治系統係專制獨裁，本無人民參與空間，加以省籍族群之間的矛盾，因此不論是統治者設下的嚴密羅網，或是家中長者的諄諄告誡，均是努力賺錢就好，最好不要「插政治」，以免惹禍上身。這種「政治零分、經濟百分」就是兩蔣統治術的白話版本。
台灣民主化之後，「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養豬統治術一度銷聲匿跡。豈料，近年台灣內外政經環境丕變，台灣經濟成長明顯放緩，中國經濟卻快速發展，對台灣壓力日益增大。特定政客、政黨更刻意抹黑台灣現狀，將民主政治常態的政黨較勁吵鬧，貼上搞文革、內耗的標籤，而宣稱中國在拚經濟台灣卻在拚政治，將成長疲態歸咎於此，因此巧妙操作出「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風潮。而此際政治零分的訴求有兩種意涵︰一是造成民眾對民主的厭惡；一是對中國則不提政治（其實是台灣主權、民主自由等主張），以免觸怒中國。由此可見，因為「政治零分、經濟百分」而捲起大浪的韓流，其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而是威權與統派思維的合流，更是暗黑歷史幽靈再現。台灣最寶貴的資產是由威權轉型為民主，如今「政治零分、經濟百分」的狂風暴雨吹襲，令人對台灣的未來不免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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