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選舉藍營大勝之後，本土路線遭逢重大挫敗，親中言論顯然受到激勵，藍白政治人物不再遮遮掩掩，不論升級版的「台灣強盜、中國警察」說，國台辦批判「搞台獨卻到中國做生意」的台灣復刻版，抑或選前「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到選後「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隱然呼應習近平的一國兩制逼統說，在在傷害台灣的主體性與經濟發展，令識者憂心。然而，批判譴責之餘，吾人更應探討的是，如此錯謬顛倒的親中言論與立場，何以會在台灣大舉出籠，其滋長的社經底蘊與土壤為何？才是吾人應該探究的焦點，並由此看出台灣危機的癥結與轉機之所在。
柯文哲的討厭搞台獨卻到中國做生意，以及韓國瑜的承認九二共識才能「貨出去、人進來、發大財」等說法，雖然禁不起檢驗，但不可否認的，它確實代表部分民眾的想法。尤其，依賴中國的挹注，台灣經濟才能成長的觀點，不管是自覺或被誤導，已經成為某些民眾牢不可破的信仰。而此次選舉結果即使與此類想法並無太大干係，只是民眾討厭民進黨執政不力的情緒發洩罷了，但是本土陣營選情的崩壞，仍然使選後的台灣社會充斥親中的氛圍，於是政治人物肆無忌憚，直接向中國赤裸告白的言論紛紛出籠，似乎認定唯有表態親中，方可贏得選票，更上一層樓。多數民眾固然了解此種政治表態與說法之愚昧荒唐，卻也難以有力反駁所謂搞台獨不能在中國做生意、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才能交流等歪論。其實，這些親中論述凸顯了兩大焦點︰一是中共的政經不分，所謂與中國交往可以「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政經分離說法，堪稱一廂情願，已然不攻自破，無法再誤導國人；其二，台灣經濟已經陷在邊緣對核心的依賴關係之中，造成台灣經濟成長不但無法澤及一般民眾，甚而成為中國操控、打壓台灣的籌碼，此舉無異於台灣提供了強盜勒索自己的武器。
過去台灣到中國投資，無論商人或政府的政策，一向秉持政經分離原則，認為資金、人才、技術的大舉西進，只是尋常的投資行為，並不意味贊同統一。不僅如此，台商一旦在中國經濟成長、脫貧的發展過程中有所助益，或可化解雙方的敵意，增加彼此的了解與信任。事後印證，中國根本不存在政經分離的空間。在中國大力發展經濟之初，雖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其實實施的是國家資本主義，亦即在中央指導之下，進行資源配置、扶植產業、經濟發展方向的規劃，而採行部分市場經濟手段，乃為吸引外資、人才與技術而設，如此的經濟體質從未改變過，因此即使加入ＷＴＯ近二十年，仍然無法得到市場經濟地位。換言之，中國的市場經濟運作，並未取得國際社會的認證。而台灣投資中國，亦為中國提升經濟與產業的整體政策之一環。特別的是，中國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遭到多數工業國家抵制，其時台灣的大膽西進，無異灌注數十年經濟成長所得之內力於中國，使其得以化險為夷，脫離經濟發展無以為繼的劫難。由此角度觀之，台商到中國做生意，不論統獨立場的不同，在商言商乃是一種互惠行為，既在賺取利潤，亦在幫助中國，而非佔中國的便宜。
一種經濟上的互惠行為，可以被曲解為單方面既要賺對方的大錢，卻拿獲利來支持對抗對方的政治活動，以此挑起民粹，造成打壓有理的輿論氛圍，乃是中共最擅長的鬥爭手法。其實，中共的作法並不令人意外，經濟是中共最重要的統治手段，對內可以建立數位獨裁體制，對外亦是操控外國，尤其以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債務陷阱外交綁住一些低度發展國家，企圖重建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新國際朝貢體系。經濟之為用大矣哉，根本就是中共獨裁統治的命脈。套用列寧的名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可說現在的中華帝國乃是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極致。在此脈絡之下，經濟最終必須服膺於最高政治目的與歷史使命之下，絕對沒有政經分離這回事，因此國台辦與國內親中人士最後勢必會在要與中國做生意，就得接受統一，不可搞台獨的命題上，得到緊密的交集；而台灣經貿過度依賴中國的架構不變，則台灣主體性的捍衛，勢必存在內在的脆弱性，將會經常承受中國以民族主義之名進行的經濟封鎖與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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