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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昭宇
私刑最近討論度很高，談論私刑者最著名的莫過於蝙蝠俠。蝙蝠俠以武力對高譚市的罪犯進行清理，是「以暴制暴」的直接體現，似乎告訴我們要勇敢站起來打擊犯罪。但事實上，蝙蝠俠的存在意義並非強大的武力，他之所以是「蝙蝠俠」，重點在於警局頂樓的那盞蝙蝠燈。
回想一下，黑暗騎士的第一集裡，蝙蝠俠為什麼要穿上蝙蝠裝？為什麼蝙蝠俠將黑道老大綁在探照燈上讓全高譚看到？其實電影有給我們答案—蝙蝠俠試圖創造一個新的秩序。蝙蝠俠不只是把「已經犯錯」的人抓起來打，蝙蝠俠要將自己最大的恐懼「蝙蝠」，成為犯罪者的恐懼。所以他不只要抓犯人，他還要神出鬼沒、還要無所不在。所以那盞蝙蝠燈，是真正讓罪犯變得安分的東西，燈一亮，暴力就會降臨在犯罪者身上，這份恐懼成為高譚市新的「秩序」。
台灣現在的私刑是否能夠提供秩序？老實說是有的。高漲的民怨、個人隱私洩漏後社會的不屑與排斥，都會造成犯罪者極大的「痛苦」，對這些痛苦的恐懼會影響人們平時的行為。這樣的秩序原動力是傳統應報觀念的核心，亂世用重典，越不乖的小孩要打得越大力。加強法律給犯罪者的痛苦，就會讓犯罪者因為恐懼被罰而不敢犯法。這種作法有用，但並不總是有用。
看了蝙蝠俠第一集，還要看第二集。蝙蝠俠製造的秩序，在第二集面臨崩潰。小丑的出現，代表的是人性中混亂、非理性的部分。相對於第一集中黑道想賺錢、稻草人想爭名奪利，小丑不為賺錢、沒有目標，想要的只是混亂，只是證明「人性」的原罪會讓蝙蝠俠救不了高譚。小丑機關算盡，最後還是失敗了。但救了高譚的是蝙蝠俠嗎？其實不是，救了高譚的是郵輪上拒絕按下按鈕的人，是善良的人性。
明顯的規則與懲罰，能夠嚇阻某些犯罪，但卻不能阻止某些「自認正義」或是「超出理性」的犯罪發生。尤其那種「因為沒加辣椒而打人的恐怖父親」，無論打小孩的理由是自認在「管教小孩」，或是情緒控管失調，事前告訴他規則都是沒有用的。當下，他不覺得自己在做壞事，他只是順著自己的衝動行事，一點都沒感覺到自己正在「虐童」。
所以在人性的非理性面前，恐懼能做的終究是有限。這也是為何，在第二集末尾蝙蝠俠頂下罪行，希望哈維丹特繼續作為體制中的光明騎士存在下去，蝙蝠俠相信的不是黑化的哈維，甚至不是體制。他只是發現自己的不足，「人性中必然的惡」，這樣難解的問題需要更深遠的方式去解決。
當然，體制不是全能的。所以蝙蝠俠還有第三集，現在的社會也還有家暴、還有各種各樣的犯罪。但我們從蝙蝠俠第一集的嘗試建立秩序到第二集決定回歸體制，可以學到的是，建立秩序不是容易的事。現在的秩序也許不夠好，但真的比純粹的恐懼差嗎？應該不然。
布魯斯韋恩化身蝙蝠俠，賠上了家產、愛人與自己的膝軟骨，最終也無法真正的建立一個秩序的高譚。人性，這些犯罪問題終歸是人性的問題。把你的勇敢用在負向的暴力上去「嚇阻」人性，包圍警局、毆打家暴的父親，真的不如在日常生活裡面，盡可能的勇敢去做些正向的小事。
勇敢打電話通報、勇敢幫助受虐的孩子、接濟經濟破碎的家庭、成為身邊人的情緒支柱，盡可能讓身邊的人有資源去擁抱人性正面的部分，遠比在事情發生後，表現憤怒來得有用。
（作者為法研所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