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2019年，由台中市舉辦的東亞青運，在中國主導下被取消，主要原因，即是正在推動的2020年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而此正名公投，實存有著內、外的法律障礙。
雖然，公民投票法在去年底修正時，已大幅下修門檻，目前東奧正名公投，也進入第二階段，但仍須至少二十八萬人連署才能成案。至於要能通過，雖無雙二一的鳥籠限制，卻仍應有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且前者必須達投票總數超過四分之一，若以2016年總統選舉人數來算，仍得有約四百七十萬票的同意。
若東奧正名於11月24日經由全民公投通過，但因此提案是屬重大政策的創制，根據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1項第3款，就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這樣的規定，雖是課予行政主管機關義務，以免使公投結果成為空包彈，但條文的所謂必要處置，乃屬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致易流於權責機關的恣意解釋。尤以東奧正名來說，能提出更名者，就只能是中華奧委會，雖在去年國民體育法修正時，特別將之列專章為規範，但究其實仍是私法人，教育部體育署也僅能以行政指導的方式來勸導，必陷入合法監督與團體自治間的界限與糾葛。
就算國內取得共識，由中華奧委會向國際奧會提出更名，似乎也得考量是否遭不利益對待，甚或除籍的風險。而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30條第2項，國家奧會名稱必須反映國家領土範圍與傳統，且須經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核准，提出符合現狀的更名，自然是屬國家奧會之權利。故更名為台灣，就算未獲執委會認可，也只是以現狀，即Chinese Taipei之名，繼續參與奧運。
惟國際體育的法規範，往往缺乏法律的安定性，亦難找尋中立與客觀的第三者為仲裁，故於爭議解決，取之於政治實力，恐更勝於法的適用。也因此，即便以台灣之名更改未果，依憲章也不會帶來懲罰或制裁之後果，但中國以更高、更大的強度，來壓縮我國參與國際運動賽事的空間，就屬必然，我方如何因應，也肯定是當務之急。（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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