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因獵雷艦案涉案的慶富公司少東陳偉志，棄保潛逃，致使法院對其父陳慶男的保釋金提高至一億元，因無法限期籌出，已遭收押。惟如此的作法，實無濟於事，卻再暴露防逃機制之缺陷。
對於羈押的替代，雖有保釋、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等手段，但真具防逃效果者，只為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而就限制住居來說，目前檢察官或法官，會要求被告每天於固定時間，至居住所在的警察機關報到，不報到，就成為通緝與羈押之理由。惟報到制度，還是得依賴相對人的誠實性，因不報到，往往已潛逃至海外，如慶富少東之例。也因此，限制出境的禁令，似才為更有效的防逃措施。
惟限制出境並非刑事訴訟法所明文，而是由最高法院以屬限制住居的一種方式為擴張解釋，是否逾越司法者的界限，致侵害立法權，向來備受批評。就算先撇開限制出境的適法性不談，於警力有限且被告未必藉由正常管道出境下，仍會有諸多的監控間隙，勢必得對被告施以電子監控，才足以有效防止逃亡。
而以現今科技，乃是將ＧＰＳ定位系統裝設於被告身上，其可在白天出外工作或讀書，但須於夜晚待在家中，並禁止進入某些區域。一旦違反，除身上的監控器會響起警告訊號外，警察也可立即進行逮捕，就多少能彌補目前的監控漏洞。
惟ＧＰＳ定位，乃屬於全天候的監視系統，致侵害個人的行動自由權，基於憲法第廿三條的法律保留原則，就須於刑事訴訟法中明文。惜依現行法制，得施以電子監控者，依性侵害防治法第廿條第三項第七款，僅限於性侵害的緩刑或假釋犯，則未確定判決的被告，就不在其中。故於被告潛逃，一再發生，司法機關似乎顯得束手無策的情況下，立法者恐得趕緊立法，以讓電子監控能適用於被告。
當然，電子監控的引入而成為羈押替代的手段，不代表防逃機制因此完備，只能說，藉由此等科技的置入，能夠重新檢視與省思羈押及其替代制度的缺失，並從中改良現行漏洞百出的防逃機制。而慶富少東的逃亡事件，到底是員警的疏失，還是有意縱放，又或是制度缺失所造成，更是檢方須釐清的當務之急。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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