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以敬、林曉雲／專訪
台灣高教面對少子化壓力，又有中國對台三十一項方案、「百校千人」計畫等統戰搶人、搶生競爭；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強調，人才國際移動及競爭無法避免，必須警惕，但不能一味唱衰台灣，造成高教與社會不安，台灣學生出國進修增加，但外國學生來台也在增加，學者應出國歷練，但也有學者想回台灣找教職；重要的是實際數據及趨勢變化要掌握，相對要提供更正確的國際認知，尤其台灣在許多領域其實有國際領先地位及優勢，找出亮點可以面對競爭。
他並建議，政府及學界可更正面引導國際移動，擴大提供公費生名額，幫助學生國際化，也能回國貢獻；而學者到中、港等地多是短期契約，台灣可創造更多職缺，例如境外生納生師比增加大學教職、鼓勵開境外班招國際生，且善用少子化超額教師，教師高齡化退休可多招年輕學者銜接等，也要務實提升國內高教真正國際化，一則營造學者、台生回流機會，二則提高國際人才來台的吸引力，力求危機化為轉機。
提供正確國際認知 找出亮點面對競爭
Ｑ：內有少子化，外有國際及中國搶人，如何看待這些內憂與外患？
Ａ：國際競爭一直都有，中國近期加強力道及誘因，明顯有其政治統戰目的；但我很不喜歡看到外界不斷唱衰台灣，造成社會大眾對台灣高教諸多不安，這些是不負責任的。
人才的國際交流及移動也是必然，年輕學者到各國累積經驗及實力、人脈等，是應該的，學生出國進修也須鼓勵；以教部統計來看，台灣有約六萬多學生在世界各國留學，每年有三萬多人申請留學簽證；中國則號稱有上萬名台生到中國念書。
相對地，到台灣的外籍生也在增加，統計有十一萬七千多名境外生；國際流動不用過於驚慌，但須警惕，更須掌握正確數據及趨勢以作因應。
因經濟發展及家長想法開放，出國留學年紀延伸到高中生也是必然趨勢；大家可能只注意到申請西進中國在增加，但其實前往歐美也有增加。目前很多是某些個案被放大，政府及學界須更確實掌握國際移動的實際數字及趨勢，才能更正確作出因應。
大家可能只注意到申請西進中國在增加，但其實前往歐美也有增加。目前很多是某些個案被放大，政府及學界須更確實掌握國際移動的實際數字及趨勢，才能更正確作出因應。（本報資料照）
以中山大學為例，去年有一二二四名外國學生，已增達全校學生的十二％，其中國學生二百三十人，主要是歐美學生逾半且在增加，台灣高教應是歡迎中生就讀但不依賴，更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國際化。
中山有五百多名教師，今年則僅一人要去中國；但也有老師想要從中國回台灣，找更穩定教職及較開放、自主的學術環境。
科研與產業形成聚落 有助攬才
Ｑ：相較積極來台招生搶人的香港、中國等，台灣優劣何在？
Ａ：台灣是小國，自然資源不多，重要是有優質人才，國際會搶人是可預期。但這些人才也是台灣教育出來的，顯示高教是有實力。
國際移動較多通常是三、四十歲的年輕學者，一者是擔憂少子化造成教、研職缺減少的不安全感，也有免不了受到中國刻意祭出高薪及中國市場較大的誘因， 加上語言文化接近，但其實中國、香港很多是僅二至三年的契約關係，不穩定性更高，國際比較應要更看整體環境。
台灣的高教環境其實較有品質，且社會是自由開放的，校園是民主的，自由沒有干擾的學術環境，都是優勢。
更有個優點較少被提及，台灣雖是小國，卻有相當多樣性的產業及社會環境，取得資源方便，產業應用較易連結，大學教授在研發能量上可有更多資源和實踐機會。
在台灣，北中南都可形成科研與產業聚落，各種研究都可就近找到產業相關配合及支援。以中山大學為中心，畫一個半徑五十公里的圈，就有南科園區、半導體、化工、機械、軟體園區，高雄更有全球領先的日月光封裝測試；談到人文社會研究，有那瑪夏、哈瑪星等等多元社區、族群可研究，還有大銀行可做金融研究等。
在美國，談半導體必須在加州矽谷，金融則須到紐約華爾街，美國在佛羅里達州希望創造出「光谷」 推動光學研究，但就面臨周邊材料取得及產業配合的不便性；又如香港，大家想到金融、國貿，但論及理工科學，要找產業支援則有很大難度。
曾有老師去香港教書，研究半導體鍍膜，在台灣花一百萬可買的機器，在香港須向歐美買就要六百多萬元，且無維修人才，這是社會大眾較不清楚的比較，而這種問題也存在於中國。要做國際及兩岸比較，必須更廣更深去看問題。
學生出國念書也是一樣。學生和家長選擇中國大多考慮語文相近及看好就業市場；但也要小心中國的大學教學良莠不一，且不要輕忽台灣高教教學是有相當品質，許多特色領域的國際聲望也比中國好，未來到歐美深造會更加分。重要是除了國際排名，大學更要找出自己的亮點及強項去作強調，爭取學生的正確認知。
中、港教職採契約聘雇 兩、三年後就不聘
Ｑ：教育部已有彈薪、玉山學者、深耕計畫等資源投入高教，科技部除對研究員加薪三％，也推哥倫布計畫等青年人才補助案等；高教待遇、環境應有改善成效？
Ａ：台灣的大學教授基本月薪七至十萬，平均應不比中國的大學薪資少；但中國要刻意重金扶植重點大學高薪搶人則是另一回事。倒是香港的高教薪資普遍是比台灣高約三倍，但物價較昂貴，且須注意是，中、港教職都是契約聘雇，很大機率是兩、三年就不聘了，台灣教師要真正找到長期教職的很少。
近期就有教育所學生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去了中國，但兩年後就很積極要找機會回台灣。
在台灣，以彈薪計畫為例，中山對優秀的教師月薪多則可以加到三萬，國外延攬還可加房屋津貼一至二萬，副教授的年輕學者月薪七萬加上這五萬，就有十二萬，相當於正教授，而努力的教師，研究經費更豐富，國際比較未必不如。
但高教資源須更用來獎優汰劣，評鑑必須做。科技部、教育部對高教資源運用應更信任大學、制度鬆綁；而且彈薪不能只限對個人或對年輕者，也要鼓勵有一些年資或成就者，且更要獎勵團隊。
中山就有三十％經費用來鼓勵跨領域及團隊研究。例如海洋科學系有教授團隊做海下探測、無人載具可下探二千六百公尺，都是台灣ＭＩＴ自製，馬達或手錶等在陸地可用，但到海下可用，價值就多十倍；5G、PM2.5霾害研究也都屬全球領先，這些團隊加以鼓勵，研究獲企業合作，就會為學校創造更多回饋。
擴大公費生制度、放寬招生限制
Ｑ：危機可化轉機？建議台灣高教如何更做結構性改變，提升競爭力？
Ａ：國際競爭或流動不必太害怕，但要正面去引導，且要思考如何讓在國際歷練的人才，最後會回台灣服務，就算在國外開枝散葉，也要更對台灣有正面效益。
例如，國際「公費生」制度應擴大，且訂契約回國服務，政府來引導學生及學者到國際進修或研究，二至三年後可回國服務，諸如生醫、綠能重點領域，可把國際先進技術帶回來。就算留在國外就業研究，也可回來指導，協助產業升級、人才培育。
政府也要給學校更大彈性招生，國外招生可加速錄取，入學方式要更多元。境外生也應納入大學生師比，更鼓勵國際招生。
又如少子化造成教師超額，可鼓勵到國外開境外專班招生，把少子化問題，轉變成高教國際化助力；許多歐美知名大學，就紛紛到亞洲找大學合作招生；國內研究型大學可多試辦。
更重要是，國內要創造更多職缺及優質環境。例如公私立大學很多都是聘兼任教師，政府可要求或鼓勵多聘教師，給年輕學者更多機會及安全感。
中山大學部分學院有約三分之一教授工作滿三十年，可能陸續退休，學校將提前三至五年就開始延攬年輕老師，雖然短期會有兩份薪水的負擔，但可有更充裕時間尋才，而且新、舊老師可有幾年合作時間，教學和研究更世代交替、無縫銜接，對學校長遠還是有利。
大學的整併、退場須更積極推動，讓高教資源更集中應用、獎優汰劣，而非雨露均霑。
大學則須自我提升國際競爭力，中山有學院近年聘請國際師資已逾一成，大量開出國際及跨領域課程，校務基金更提列一億元鼓勵老師帶學生去創新創業。找出亮點、強調特色，台灣高教近年也在努力升級，應多給掌聲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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