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作家張大春發文挺管中閔，只因為管中閔是其「老朋友」，那麼管中閔的那些爭議便統統成了他人的「抹黑」。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的思維方式：只問親疏，不問是非。

更讓人莫名驚詫的是，張大春居然用毛筆寫下三百二十一字的「致中閔書」，其實也是一篇文言文的「討蔡檄文」，幾乎可以跟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相媲美。武則天讀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兩句時，極為震動，責問宰相為何不早重用此人。如今，蔡英文讀到「教育部袞袞群公，上秉執政之狡情，下迎奴民之竊喜，以君一人之出處，為彼一黨之利害」之時，會不會驚出一身冷汗，立即任命張大春為教育部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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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辭的華美並不能掩蓋內在精神的褊狹和扭曲。張大春用毛筆字和文言文顯示他是中原文化嫡系繼承人，比粗魯無文的台灣人更高雅、更睿智。但是，既然他如此熱愛文言文，為什麼不用文言文寫小說呢？他的代表作有哪一篇是用文言文寫成的呢？文言文是一種殭屍語言，使用文言文的人不過是思想上的木乃伊而已，不值得羨慕。

文白之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就已見分曉了。當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認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主張廢棄文言文，使用白話文，提出寫文章應通順流暢，不用典故，不用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話，講究文法，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從此，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通用語言。

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初創，胡適因學生羅家倫在政府裡當了官，便致信羅氏，希望他提出建議：「由政府規定以後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並須加標點，分段。」

然而，守舊的國民黨聽不進去胡適的建議。南京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種報紙，依舊是文言、駢文滿天飛。早在一九二○年徐世昌做總統、傅岳芬當教育總長時，就已下令廢止小學文言課本，改用國語課本，為什麼國民黨比北洋政府還守舊？胡適忍無可忍，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裡尖銳批評道：「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岳芬的膽氣都沒有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為了推行白話文，不惜冒犯「黨國」，給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可見胡適對白話的關切和熱心，到了何等程度！而國民黨害怕白話文背後的民主自由理念，死守中國儒家傳統，企圖以宋明理學對抗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一九三四年，汪懋祖、許夢因等人重談「復興文言」的老調，提倡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文，反對白話文；吹捧湖廣軍閥何鍵、陳濟棠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張大春也讚美管中閔「素養豪氣」，所謂「豪氣」，就是不遵守法律、為所欲為）。這就是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這也是張大春一貫的主張）。

胡適不能坐視此等逆流氾濫，遂在《獨立評論》雜誌連續發表《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等幾篇文章，捍衛白話文和新文化。對於文言文能否捲土重來，以及白話文能否蔚為大觀，胡適指出：「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至於讀經，胡適同意傅斯年的觀點，認為「六經雖在專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拿這些來教兒童，教員不是渾沌混過，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國民黨抱殘守缺，被共產黨趕出中國。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也曾痛定思痛，卻不敢推行民主憲政，依然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來凝聚民心，標榜自己是中國文化的正宗傳人，讓蠻荒之地的台灣人俯首帖耳。張大春就是此種洗腦教育的產物。

胡適過世好多年了，他大概不會料到，如今的台灣居然還有人跟當年的國民黨一樣「反動」，企圖扭轉乾坤，用毛筆字、文言文、儒家經典繼續奴化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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