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中山大學提供）
李敖。（取自臉書）余光中（一九二八︱二○一七）、李敖（一九三五︱二○一八）、洛夫（一九二八︱二○一八）先後去世，總統是否頒予褒揚令？為何文化部有建請褒揚李敖、洛夫，而余光中沒有？如果是雷震、齊世英、殷海光、張忠棟…，應該沒有這些爭議。並不是他們是否來自中國，而是典範尺度的檢視。
有些人為余光中叫屈，認為以他的地位，政府應對他有所褒揚。另有因為余光中在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他的︿狼來了﹀是血滴子，對陳映真的告密失格，所以文化部門不宜加以推崇。是耶非耶，只有文化部知道。
對於李敖的褒揚令，民進黨立法委員段宜康以他後期行止令人不齒，不值褒揚。依李敖的黑白郎君個性，他也不會接受。李敖的眼裡，中華民國不管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或民進黨執政，又算什麼呢？（文化部的熱臉，已貼到李敖家屬的冷屁股了。）
相對於余光中和洛夫、李敖確在一九六○年代《文星》雜誌時期，以叛逆、自由主義色彩，從《傳統下的獨白》一路挑戰戒嚴時代政治禁忌。對中國國民黨的底子及道貌岸然的文化形貌，有挑戰性，並曾成為統治體制的階下囚，但不盡為公義的善訟形象，成為標記。而余光中，早早就保守化，附和黨國統治權力。洛夫馳騁現代詩壇，頗有一方之霸的氣勢，但脫不了反共國策桎梏以及殖民體制性。三位文化人的光影雖有參差，不盡值得崇仰。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余光中開了第一槍；洛夫也在後喊打批鬥。顯露的也是一樣反動，都是黨國體制的附和者。他們都在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經人民直選出任總統之後，不適應政治變化。兩人都有反李情結，以台灣人只能在中國國民黨當傀儡，豈能擔當中華民國領導人。
在台灣的傳播條件作用下，余光中、李敖、洛夫都有異常份量。顯示的是：社會的肉體雖然台灣化，但心靈不盡復權，佔身體面積小，部份的頭仍在殖民體制中國性的意底牢結指導脖子以下身體的行動。
余光中、李敖、洛夫都無法正常面對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他們都在「舊中國」的桎梏與「新中國」的牢籠中無法脫出，不盡能面對台灣的開展。這也是台灣建構命運共同體，追尋正常國家存在的文化病理。褒揚的進退失據則顯示轉型正義未實現的難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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