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星期專論》香港與台灣:一國兩制如何一敗塗地

◎楊甦棣(Stephen M. Young)

約莫四十年前,復出掌權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創造出「一國兩制」的語詞與政策。隨著美國總統卡特決定將美國的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向北京,以及鄧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落幕後,為了發展中國經濟而推動引人注目的經濟改革,這位中國強人的新政策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是北京的對台政策已經軟化。

鄧小平創「一國兩制」語詞與政策

當時,鄧也聚焦於與倫敦談判,以終結香港一百四十年的殖民地命運。英國對新界的九十九年租借期將於一九九七年屆滿。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以為中國會同意達成新協議,讓這座繁忙的貿易港市留在英國手中。然而,鄧小平另有盤算。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以為中國會同意達成新協議,讓這座繁忙的貿易港市留在英國手中。然而,鄧小平另有盤算。(法新社)

在此同時,台北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與華府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在重創之後蹣跚前行。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令人震驚地敲開中國大門以來,不祥之兆已然浮現。然而,當蔣介石總統辭世,其子蔣經國被立為接班人,一九七八年底美國最終轉而承認北京時,台北執政的國民黨似乎茫然不知所措。美國國會此時介入,通過「台灣關係法」(TRA),對這個前盟友提供經濟與安全保證。不論是台北或香港,都處於動盪時刻。

當鄧小平在中國持續推動他的經濟改革,許多人期望毛澤東的專制中國或將逐漸追隨許多亞洲鄰國的腳步,在整個地區普遍脫離殖民地境遇後,經濟自由化也伴隨著相應的政治自由化。鄧小平並未對此大潑冷水,但他建議經濟開放優先於任何政治體制的可能鬆綁。與此論調更為相關的是,鄧小平一開始就表明,他提出的「一國兩制」將對台灣的懷疑論者證明,北京的相關承諾是可信的。

李登輝主政 台轉型新興民主政體

聚焦於內部問題的台灣,對於與大陸進一步拉近關係強烈反感。在蔣經國任內,台灣的政治體制開始開放。他的繼任者李登輝加速改革進程,在他主政的十二年間,威權台灣轉型為新興民主政體。

另一方面,倫敦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採取若干極為溫和的措施,推動香港的政治改革。相關條款正式形諸文字於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立法會成為半民主機關,保守的親北京議員對該機構通過的決議仍握有最終控制權。最高行政首長行政長官的遴選,則取決於商界一小群主要為保守派的利害關係人,僅有少數界別的選舉委員反映地方或民主選區的利益。

在一九八○和九○年代,我發現與台灣友人討論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承諾時特別有趣。我將我從他們那裡聽到的整體看法,歸結為以下詮釋︰當香港發展順利時,台灣人會說,一國兩制與他們無關(某種程度上此言不虛,因為台灣享有的主權象徵遠多於殖民地香港)。然而,當香港情勢開始令人失望,而且常是如此,我的台灣朋友就會說「看吧!看吧!」意思是你不能相信共產黨的承諾。

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二十年後,你可以理解台灣的普遍立場︰香港與台灣無關,「而且」過去二十年來中國處理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手段,讓人有一切理由對北京可能對台灣做出的任何承諾嗤之以鼻。最重要的是,台灣擁有九十英里寬的海峽,將她與西邊的迥異國度隔離。

做為鑽研中國過去四十年對港政策的研究者,我觀察到多種對鄧小平承諾港人可享有五十年「高度自治」的不同詮釋。起初,許多人相信,只要不明目張膽挑戰中國的敏感神經,一國兩制意味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可自我管理其經濟與內部政治,直到二○四七年為止。然而,也有人認為,隨著沙漏裡的沙在五十年的設定下緩慢流逝,香港或將逐漸滑進北京的直接控制之下。

穩健地推動香港立法會的民主化,甚至以普選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可以鼓勵港人盡量往好處想。回到一九八○年代,當時也有看法認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將從經濟自由化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體制。

順著這條思路,到了二○四七年香港與經濟現代化、政治開放的中國正式合併時,過程將是順利平和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一九九七年見證主權從英國移轉至中國的港人,到了二○四七年不是已經作古,就是已屆耄耋之年。

物換星移,但也可以說是一成不變。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國內並未轉化為較開放的政治體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是一記警訊。然而,亞洲的普遍趨勢也為樂觀主義者帶來更美好的期許,認定更繁榮的中國也將更開放,最終會把真正的主權移轉給人民。

可惜的是,那些樂觀主義者發現他們的期盼無以為繼。正好相反,中國當今強人、國家主席習近平甚至限制任何邁向更開放社會的溫和措施,他寧願仿效毛澤東的嚴酷威權主義。現在習進入國家主席第二屆任期,就下令延長他的統治,使其得以超越擔任國家主席兩屆共十年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或許習近平和他手段兇殘的北方友人—俄羅斯總統普廷一樣,想要效法毛澤東與史達林,成為終身領導人。

或許習近平和他手段兇殘的北方友人—俄羅斯總統普廷一樣,想要效法毛澤東與史達林,成為終身領導人。(美聯社)

香港新世代 挑戰中國虛假承諾

出乎北京意料的是,香港的新世代運動人士在數年前崛起,他們願意挺身而出,挑戰中國讓香港及其七百萬市民享有真民主的虛假承諾。當北京違背其香港特首人選將開放給更廣泛在地居民代表提名的承諾時,這些運動人士從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獲得啟發,在「雨傘運動」中湧上街頭。

這個新運動的部分領導人走上街頭時,不過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他們在法庭受審,被指控的模糊罪名說穿了就是他們反對習近平違背承諾,不讓港人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選舉最高首長。幸好,植基於英國的香港司法系統仍保有免於北京干預的自主性,從近期釋放年輕抗爭者的裁決中可見一斑。

有別於似乎願意相信中國長期承諾的老一輩,香港新世代深知,二○四七年會發生的事對他們而言並非抽象概念。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出生於新世紀,但當五十年的過渡期結束,這些運動人士已經是中年人。因此,三十年前大言不慚地矇騙其父母與祖父母的假自由承諾,後果將由他們及其子女直接承受。

對台灣的年輕世代公民而言,這一切代表的是北京獨裁領導人做出的承諾,沒有一個可信。諷刺的是,鄧小平多年前涉及香港的夸夸而談,如今已經變成警告標誌︰共產黨的承諾不可信,而台灣非常幸運,因為她不是香港。

當北京違背其香港特首人選將開放給更廣泛在地居民代表提名的承諾時,這些運動人士從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獲得啟發,在「雨傘運動」中湧上街頭。(彭博檔案照)

中國對台任何承諾 都不值一顧

台灣擁有孕育自本土的民主機制、充分的防衛能力,以及非常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台灣人民及其民選政府對於北京開出的任何支票,都睿智地以戒慎恐懼之心加以看待。所有這一切,香港扮演了關鍵角色。當中國在一國兩制或任何其他形式之下對台灣發動微笑攻勢時,這個「一國兩制」絕非鄧小平那一代人以為他們正在打造的那種「一國兩制」,這個教訓就是,中國在一國兩制或任何其他形式之下對台灣做出的任何承諾,都不值一顧。

(作者楊甦棣二○○六年至○九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一○年至一三年擔任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國際新聞中心魏國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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