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欽仁
黃昭堂教授在學術上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但他的卡理斯瑪（charisma）性格，領導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光芒遮蓋了他的學術性。
旅日期間，他的日文發表「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台灣總督府」、「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已譯成漢文，在台灣出版。
但他對二二八事件的關心卻沒有人注意到，他解嚴後歸國，參與二二八紀念活動時，也只是以簡單的致詞帶過，從來沒有提到有關這方面的譯著，而台灣國內也很少人知道。
他曾經以日文編譯「台灣情勢報告書─有關二二八事件美駐華大使館的報告」（按：書名是筆者暫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由「台灣現代史研究會」發行於東京。
該報告如同書名所顯示的，是美國駐台領事向駐南京的大使報告，再轉國務院；國務院的指示也是經南京再到台北。有時因時制宜，也有由領事直接電國務卿的情形。
黃昭堂教授的這一本譯著，有「譯者的話」和「凡例」。凡例列舉五項，舉例來說，原書傍註之外，譯者也加以傍註，此其一。二是說明電報收信時間比發信時間早，是中國地域與美國時差的關係。其三，指出美國機構名稱，日本的譯名與台灣使用的譯名不相同等等。由此也看出譯者應有的謹慎。
黃教授選譯的電文有五十六則，計六十一頁。斷限自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發給駐南京大使的電文：內容陳述二二八事件未發生前，整個台灣政治與社會情況不安的情勢。最後一篇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台北總領事直接發給國務卿的文件。
此本譯著如前所說的是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當時台灣在戒嚴令的統制下，談論二二八事件是最大的禁忌。一九八七年是二二八事件的四十週年，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其他團體（計五十六個團體）在戒嚴體制下成立「二二八和平促進會」，旨在「祭悼亡魂，以期逝者得以安息，冤者得以平伸，並化解政治上的緊張，帶來社會的和平。」但是當時國民黨將責任推給台獨的共產黨。（參考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筆者寫的序文「歷史是大眾生命的延續」。）
一九八七年的「二二八和平運動」，翌年改作「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以為沒有「公義」何來「和平」，意涵「轉型正義」，但這時「轉型正義」四個字還沒有出現，也還沒有今日成為台灣人的共識。
同在一九八八年，「財團法人現代學術基金會」經過鎮壓後在這一年向政府登記成功，董事會的二十一位專家與教授從黨外時期默默的參與民主化、自由化與人權運動的規劃，更對二二八事件的平反積極的參與，曾舉辦多場二二八學術研討會。
當時，檔案文書難以入手，唯有筆者藉黃昭堂教授的譯著討論該事件。一九八九年「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假元穠茶藝館主辦座談會，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林明德教授主持、筆者主講「從外交文書看二二八事件」；黃昭堂教授的譯著是主要參考著作。林教授與筆者都是現代學術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
筆者行文至此，主要是希望不至於忽略黃昭堂教授的業績；諒他是在那困難的年代著手翻譯二二八外交文書的第一人，因此在學術史上應予記錄，並希望該譯著能依照原貌影印行於世，同時用以紀念黃昭堂教授。
（作者為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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